1. 基本信息信息项详情文件名称ImageProcessor.php文件路径/usr/plugins/MarkdownImageLocalizer/ImageProcessor.php修改描述修复BUG最后更新2026-05-032. 修改说明（简述）本次修改修复了 MarkdownImageLocalizer 插件中远程图片重复下载的问题。当文章内容中的第一张图片被提取为封面时，由于文件名生成逻辑使用随机ID，导致同一张图片被下载两次，造成服务器存储空间浪费。3. 修改详情修改点 1：第 166-168 行，文件名生成逻辑修改前代码：// 生成文件名 $fileName = sprintf('%u', crc32(uniqid())) . '.' . $ext;修改后代码：// 生成基于内容哈希的文件名，防止重复下载相同图片 $hash = md5($imageData); $fileName = $hash . '.' . $ext;修改作用： 将文件名从基于随机ID改为基于图片内容的MD5哈希值，确保相同内容的图片生成相同的文件名，从根本上避免重复下载。修改点 2：第 182-195 行，文件保存逻辑修改前代码：// 保存文件 $uploadPath = $uploadDir . '/' . $fileName; if (!file_put_contents($uploadPath, $imageData)) { throw new \Exception('Cannot save file'); } // 压缩图片 if ($compressQuality > 0 && $compressQuality <= 100) { $this->compressImage($uploadPath, $compressQuality); }修改后代码：// 保存文件 $uploadPath = $uploadDir . '/' . $fileName; // 检查文件是否已存在，避免重复保存 if (!file_exists($uploadPath)) { if (!file_put_contents($uploadPath, $imageData)) { throw new \Exception('Cannot save file'); } // 压缩图片 if ($compressQuality > 0 && $compressQuality <= 100) { $this->compressImage($uploadPath, $compressQuality); } } else { $log = "[" . date('Y-m-d H:i:s') . "] File already exists: {$uploadPath}\n"; @file_put_contents($debugFile, $log, FILE_APPEND); }修改作用： 添加文件存在检查逻辑，当图片文件已存在时跳过保存操作，避免重复写入相同内容，并记录调试日志。4. 影响范围影响模块：仅影响 ImageProcessor 图片处理类配置变更：无需更新配置数据库：不涉及数据库变更兼容性：完全向后兼容，不影响现有功能5. 测试建议发布测试文章：创建一篇包含远程图片的文章并发布检查图片URL：查看文章页面，确认封面图片和内容中的第一张图片URL是否相同验证文件唯一性：检查服务器 /usr/uploads/YYYY/MM/ 目录，确认同一张图片只存在一个文件查看调试日志：检查 debug.log 文件，确认出现 "File already exists" 日志（表示重复检测生效）
【修复】侧边栏全局置顶文章数量不遵循插件配置
1. 基本信息信息项详情文件名称sidebar-left.php文件路径/usr/themes/default/sidebar-left.php修改描述修复BUG最后更新2026-05-022. 修改说明（简述）修复了首页左侧栏全局置顶文章数量不遵循插件配置的问题。原代码仅通过单一方式读取配置，当配置读取失败时始终使用默认值5篇。修改后增加了双重读取机制，确保正确获取插件设置的置顶数量。3. 修改详情（核心内容）修改点 1：全局置顶数量配置读取逻辑（第 7-35 行）修改前代码：$categoryStickyConfig = $options->plugin('CategorySticky'); if ($categoryStickyConfig && property_exists($categoryStickyConfig, 'global_sticky_count')) { $configValue = intval($categoryStickyConfig->global_sticky_count); if ($configValue > 0) { $globalStickyCount = $configValue; } }修改后代码：// 方法1：尝试从Widget_Options获取插件配置 $categoryStickyConfig = $options->plugin('CategorySticky'); if ($categoryStickyConfig && isset($categoryStickyConfig->global_sticky_count)) { $configValue = intval($categoryStickyConfig->global_sticky_count); if ($configValue > 0) { $globalStickyCount = $configValue; } } // 方法2：如果方法1失败，直接从数据库读取配置 if ($globalStickyCount == 5) { $pluginConfig = $db->fetchRow($db->select('value') ->from('table.options') ->where('name = ?', 'plugin:CategorySticky')); if ($pluginConfig) { $configData = Typecho_Common::jsonDecode($pluginConfig['value'], true); if (isset($configData['global_sticky_count']) && intval($configData['global_sticky_count']) > 0) { $globalStickyCount = intval($configData['global_sticky_count']); } } }修改作用：增加了配置读取的双重保障机制。当标准插件配置接口无法获取配置时，自动降级到直接从数据库读取，确保侧边栏置顶文章数量始终遵循插件后台设置。4. 影响范围影响模块：首页左侧栏（sidebar-left.php）的全局置顶文章列表展示配置更新：无需额外配置，修改后自动读取现有插件配置数据库：仅增加了一条查询，无数据变更5. 测试建议在插件后台设置「全局置顶数量」为20篇访问首页查看左侧栏置顶文章列表确认显示数量与插件配置一致（如设置20则显示20篇，若数据库中置顶文章不足则显示实际数量）
清明节的思绪 父亲走后第四个年头
雨是前夜开始落的，不大，打在空调外机的铁皮上，声音细碎。我醒过一次，看了看手机，凌晨三点四十七分，又睡过去了。再醒来天已发白，雨还在下，窗玻璃上全是水珠，外面的楼影模糊成一片。躺了一会儿，听见厨房水龙头滴水的声音，一下，隔很久，又一下。起床烧水。煤气灶的火苗是蓝的，凑近了看，底下那层是幽蓝色，上面才泛出一点黄。水壶是新买的，旧的那只壶嘴掉了块漆，其实还能用，但年前收拾厨房，不知怎么就扔了。现在想想，那壶用了有十年。水烧开的时候，壶盖被蒸汽顶得一跳一跳，我关了火，倒了半杯，烫，搁在桌上晾着。清明是要扫墓的。我记得父亲生前对清明不太在意，有一年我打电话问他去不去上坟，他说去什么去，活着的时候多回来看看就行。那一年我到底没回去。后来他走了，每年清明我都去，倒不是信什么，只是觉得那几天如果不做点什么，日子就过不去。出门的时候雨小了，像雾一样飘着，不用打伞。墓园在城东，坐公交要四十分钟。车上人不多，后排坐了个老太太，抱着一束黄菊花，花瓣上还有水珠。她一直看着窗外，手搁在花束上，指节粗大，像是干过重活的。我坐在她前面两排，中途回头看了一眼，她姿势没变，车晃她也晃，但手始终扶着那束花。到站下车，墓园门口有卖花卖纸钱的摊子，塑料棚搭着，地上湿漉漉的。我买了一束白菊，摊主是个中年女人，递花的时候说，今天人少，昨天人多。我说嗯。她又说，下着雨呢，路上滑，慢点走。我说好。墓园里面很安静，石板路两边种着柏树，树干是黑的，被雨水打湿之后颜色更深。地上有落叶，被水贴在地面上，踩上去没有声音。父亲的墓在西区，靠墙，墓碑不大，上面刻的字我闭着眼都能背出来。走到跟前，先看见碑前有一小束花，已经蔫了，花瓣发黄发黑，大概是前些天有人来过。我把旧花拿开，搁在旁边，把新花放上去。碑上有一张父亲的相片，黑白的，还是他五十几岁的样子，头发往后梳，穿一件灰色的夹克，表情说不上是笑还是不笑。我看着那张脸，站了一会儿。雨丝飘到镜片上，我摘下来擦了擦，重新戴上。蹲下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。以前蹲下不会响的，这几年开始响了。我伸手摸了摸碑石，凉的，有水。手指顺着刻字摸过去，父亲的名字，生卒年月，都刻得很深，凹槽里积了一点灰。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练字，父亲握着我的手写毛笔字，他手大，我的整只手都在他掌心里，他说横要平，竖要直，写字跟做人一样。那时候我大概七八岁，他三十几岁，头发还是黑的。后来我不练字了，他也不提。有一年他翻出我小时候写的字，说写得不错，我说哪里不错了，歪歪扭扭的。他说歪有歪的味道。我没有烧纸。墓园现在不让烧，再说我也不太信那个。但我在碑前站了很久，久到雨又大了起来，打在柏树叶子上沙沙响。旁边来了两个人，一对中年夫妇，提着一袋子东西，在隔壁的碑前停下来，女的蹲下去就开始哭，声音不大，但能听见。男的站着，撑一把黑伞，伞倾向女的，自己半边肩膀淋着。我不知道父亲如果还活着，看到我来扫墓会说什么。大概会说，下着雨跑那么远干嘛，在家待着不好吗。语气不是责备，就是那么一说，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，什么事都淡淡的。往回走的路上想起一件事。父亲住院最后那段时间，有一天下午他精神还好，让我把病床摇起来，他靠在上面，看着窗外。窗外是另一栋楼，灰色的墙，什么风景都没有。他看了很久，然后说，那个楼盖了有些年头了。我说嗯。他又说，我年轻的时候在这附近上班，那会儿这里还都是田。我没接话，他也没再说什么。那天后来他睡了一会儿，醒来说饿了，我下楼去买了碗馄饨。他吃了几口就不吃了，说味道不对。我说哪儿不对。他说说不上来。那是他最后一次吃东西。公交车上人多了些，我坐在最后一排，旁边是一个年轻女孩，戴着耳机，低头看手机。窗外的雨时大时小，车窗起雾，我用手擦了一块，外面是湿漉漉的街道，商店的招牌，等红灯的人群。这座城市父亲住了六十多年，我住了三十多年，但他不在了，城市还是那样，车来人往的，没少什么。到家已经中午了。钥匙插进锁孔，拧开，门推开的一瞬间，屋子里有一股气味，说不上来是什么，就是没人待了一上午的那种气味。我把花束留在墓园了，手上空空的，进门换了鞋，去厨房倒了早上那杯凉掉的水，重新烧了一壶。等水烧开的时候站在阳台上看了看。楼下有个人在修自行车，蹲在地上，旁边摆了一地的工具。他的狗蹲在旁边，黄狗，尾巴在地上扫来扫去。那人修了半天，站起来骑了两圈，又下来继续调。狗跟着跑了两步又蹲回去。水开了，泡了杯茶，茶叶是去年的，味道淡了些。坐在沙发上，茶几上搁着手机，屏保是一张海边的照片，忘了什么时候拍的，大概是前年。我拿起手机翻了翻，没有未读消息，又放下了。窗外雨停了，天还阴着，云压得很低。对面楼的阳台上有人晾了被子，灰蓝色的，在风里鼓起来又瘪下去。我盯着那床被子看了好一会儿，不知为什么想起了父亲冬天晒被子的样子。他喜欢晒被子，冬天的太阳好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把被子抱出去晒，下午三四点收回来，被子是暖的，有一股太阳的味道。他收被子的时候总是先把被子抖一抖，啪的一声，很响。我妈嫌他吵，他说不抖不蓬松。那些年我总觉得这些事情很平常，平常到不值得记住。现在想，能记住的恰恰是这些。不是他说过什么大道理，不是他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，就是这些细碎的、不值一提的日常——晒被子，煮馄饨，说横要平竖要直。天快黑了，我去厨房洗了杯子。水龙头的水是凉的，冲在手上，指节有点僵。擦干手，开了灯，厨房的白光照着灶台，灶台上什么也没有，擦得很干净。昨天擦的，今天没用过。父亲走后第四年。一年一年的，清明也只是一个日子，像别的日子一样，天亮天黑，下雨天晴。但总归有点不一样，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。就像早上那个水龙头滴水的声音，一下，隔很久，又一下。你不去听，它就不存在。你听见了，它就一直在。
阳台上的绿萝又垂下了一截。新长的叶子颜色浅些，薄些，朝着墙角的暗处长过去。我用喷壶往叶面上喷水，水珠挂不住，顺着叶尖滑下去，落在瓷砖上，洇成深色的圆点。手机放在料理台上，屏幕亮着。她发来的消息停在昨夜十一点，只有两个字：懂的。我没有回复，她也没有再发。聊天记录往上翻，零零散散，隔几天才有一两句。有时候是她说窗外的梧桐开始落叶了，有时候是我拍下傍晚六点的云。更多的是一段空白，像书页之间留出的行距。认识她是在一个展览上。不是什么重要的展览，展厅里人很少，灯光打得也敷衍，有几幅画框甚至挂歪了。我在一幅静物前站了一会儿，回头时看见她也在看同一幅画。不是那种热烈的凝视，是淡淡的，像在看一件她早已熟悉的东西。她没有拿手机拍照，也没有凑近去看标签上的文字。就只是站在那里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，肩膀微微内收。后来我们在展厅外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。天快黑了，路灯还没亮。她递给我一颗薄荷糖，自己剥了一颗放进嘴里。我们没怎么说话，薄荷糖在牙齿间轻轻磕响。风把她头发吹起来，她伸手别到耳后，动作很轻，像拂去桌面上的灰尘。后来就渐渐熟了。说“熟”也不准确，因为我们几乎不见面。只是偶尔发消息，偶尔打电话。电话通常很短，两三分钟，说完就挂。有一次她打来，我正在洗碗，水流声很大。我把水关了，擦干手接起来。她那边很安静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“没什么事。就是刚才路过菜市场，看见藕带上市了。”我说：“清炒好吃。”她说：“嗯。”然后我们同时沉默了几秒，挂断了。藕带。这东西也就吃半个月。过了清明就老了，纤维变粗，嚼起来像草。她知道我记得这个，我也知道她记得。我们从不提“记得”这两个字。有时我会想，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距离究竟是什么。太近了，像两棵挨得太紧的树，枝叶互相争夺阳光，根系在地下纠缠，最后谁都长不好。太远了，又像两盏隔岸的灯，只能看见对方亮着，却照不亮彼此脚下的路。而我和她之间，大概就是菜市场到厨房的距离。她看见藕带上市了，告诉我一声。我站在水池边，手还是湿的，说清炒好吃。话说到这里就够了，再多就漫出来了。有一回我出差到她所在的城市，没有告诉她。事情办完，离火车发车还有两个小时，我走到她住的那条街，在路对面的便利店买了一瓶水。收银台旁边是关东煮的格子，汤咕嘟咕嘟冒着泡，白汽糊在玻璃上。我靠着便利店的玻璃门喝水，看见她阳台上的衣服晾着，有一件灰色开衫，袖子被风吹得鼓起来，像里面还套着一个人的手臂。我没有发消息。喝完水，把瓶子扔进垃圾桶，走了。那个下午，天是灰的，但不阴沉。像一张反复折叠过的纸，褶痕里蓄着柔和的光。我想，如果她下楼来买牛奶，也许我们会隔着马路互相看一眼。也许她会说“怎么在这里”，也许什么都不说。但那个“也许”始终没有发生。我坐上出租车，司机问去哪儿，我说火车站。车子拐过街角的时候，我从后视镜里看见那栋楼往后退，退到行道树后面，退到天桥后面，退成一个灰扑扑的点。后来她也到我所在的城市出差。我们约在一家面馆见面，她点了一碗素椒杂酱，我点了一碗牛肉面。面端上来，她低头吃，吃得很慢。吃到一半，她把碗里的青菜夹到我碗里。我看了她一眼，她没有抬头，继续吃面。那顿饭吃了二十分钟。结账时老板娘说二十六块，我们同时拿出手机。她扫了码，说下次你请。我说好。出门后她往东，我往西。走了几步她回过头来，说：“面有点咸。”我说：“是有点咸。”她笑了一下，转身走了。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一个词：相顾无言。但不是苏轼写的那样“唯有泪千行”。没有泪，也没有千行。就是两个人站在面馆门口，一个说面有点咸，一个说是有点咸。然后各自走进人群里。这个词后来反复出现在我脑海里。像一颗小石子搁在口袋里，走几步就硌一下。我把它翻过来，覆过去，摩挲久了，表面竟生出一点温润的光泽。原来“相顾无言”不一定是什么悲戚的事。它也可以只是——两个人都懂了，但都不说。这就是她了。一个如我如懂的女人。不是“懂我”，是“如懂”。像，但不必是。她大概也这样想我。我们之间隔着一条很浅的河，水刚好没到脚踝，谁都可以蹚过去。但我们都站在各自的岸边，偶尔蹲下来，把手伸进水里，感受到的是同一条河的温度。上个月，她在深夜发来一张照片。拍的是一盏台灯，灯罩是米黄色的，光晕染开一小片墙壁。没有任何文字说明。我把手机举到眼前看了看，灯下有半杯水，水面平静。我把照片缩小，打字框里光标一闪一闪的。最后我回了两个字：还亮着。还亮着。这是我说过的最接近想念的话了。她没有再回复，我也不需要她回复。我知道她那边的台灯还亮着，她知道我看见了。这盏灯同时照着她房间里的墙，和我手机屏幕上的一小块区域。今天傍晚我洗绿萝叶子的时候，想起她说过的一句话。她说绿萝好养，给点水就活，但长得太长了就要剪，不然末端的叶子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薄，像一个人把力气都耗在路上了。我把绿萝最长的藤蔓拉直，拿剪刀比了比。最后还是没有剪。水龙头滴着水，一滴一滴，很慢。阳台外的天色暗下来，对面楼的窗户陆续亮起灯。我拿起手机，屏幕还停留在昨晚的聊天界面。她的那两个字还在那里。懂的。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料理台上，继续浇花。水从盆底的孔渗出来，沿着托盘蔓延，碰到绿萝垂下来的藤蔓，停住了。
夜归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，又折断了扔在脚下。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，门开了，里面黑着。没急着开灯，站在玄关听了一会儿——冰箱嗡嗡响，楼上有人在挪椅子，水管里偶尔有水流过的声音。这些声音白天听不见，夜里就都醒了。脱鞋的时候摸到鞋柜上的那盆文竹，叶子有些干了。上周浇过水，还是上上周？记不清了。日子就是这样，浇花、吃饭、回消息，一件一件做过就忘，像用铅笔写字，手指一抹就糊成一片。客厅的窗帘没拉，对面楼的灯还亮着几扇。有一户的灯是蓝色的，大概是电脑屏幕的光。另一户的窗帘没拉严，透出一线暖黄。不知道那屋里的人是在等谁回来，还是也像我一样，刚坐下，还没想好要做什么。厨房的灯管坏了一根，只剩另一根亮着，光惨白惨白的，照在水池里那只碗上。早上的碗，泡到现在。水面结了一层薄薄的油膜，映出灯管的影子，晃来晃去。没洗。今晚也不想洗。烧水。水壶是老式的，不锈钢外壳，烧起来嗡嗡地响。站在灶前等它开，看见灶台上有几粒盐，不知什么时候洒的。没擦。大概是想留着，提醒自己今天做过饭。但做了什么呢？想不起来。水开了，冲进杯子里，茶叶浮起来，又慢慢沉下去。端到客厅，坐在地毯上，背靠着沙发。茶几上摊着一本书，翻到一半，书签压在第七十三页。读的是什么？也不记得了。只记得那天下午翻到这一页的时候，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那一行字上，字变淡了，看不清。现在看得清，但没有光。窗外起了风，树枝在路灯下晃。影子投在天花板上，像谁在招手。看着那个影子一点一点移过去，从这面墙移到那面墙，然后不见了。茶凉了。杯壁上有一圈茶渍，手指摸过去，涩涩的。站起来，走到阳台上。楼下那条路空荡荡的，路灯隔一段亮一盏，隔一段暗一段。远处有个人影，走得很慢，走走停停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，又像只是不想那么快走到头。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也许就是对面那栋楼，也许还要再走两条街。回到屋里，门还没关严。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，黑漆漆的。站了一会儿，没动，灯也没亮。忽然想，也许等的是什么，并不重要。等本身就像这盏声控灯——你不出声，它就一直暗着；你咳一声，它就亮了，亮一会儿，又暗了。亮暗之间，什么也没发生。把门关上，锁好。明天早上，那粒盐还在不在？不知道。茶叶还浮在杯底，没倒。今晚就这么放着吧。
凌晨一点十七分。屏幕的光打在脸上，惨白惨白的。你又刷了一遍朋友圈。有人发了九宫格，海边的落日，每一张都调了色调，暖橘色的光铺在女孩的侧脸上，头发被风吹起来，刚好挡住半边眼睛。文案是一句英文歌词，大意是“自由和风都属于我”。有人发了新买的包，放在副驾驶上，背景是方向盘上的logo，不经意地露出来。有人发了健身照，马甲线若隐若现，配文“今日份打卡”。有人发了孩子的画，歪歪扭扭的太阳，配了三个字：“欣慰了。”你往下滑。又滑。然后你退出朋友圈，看了一眼自己的相册。最近一张照片是三天前拍的，外卖，酸菜鱼，油已经凝了，白色的结块浮在汤面上。你当时拍它干什么来着？大概是发给朋友吐槽这家店不正宗。后来朋友没回，你也没删。你把手机扣在胸口。天花板上的灯没开，只有窗帘缝里漏进来一线路灯的光，细细的，像一道没合拢的伤口。那一刻你忽然觉得，所有人都活在罗马，只有你活成了一个笑话。这种感觉并不新鲜。但每一次它来的时候，都像第一次来一样锋利。朋友圈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你记得最开始的时候，那里全是真话。有人发“加班到现在，好累”，底下全是抱抱的表情。有人发“今天分手了”，底下全是安慰。那时候的朋友圈像一个客厅，来的都是朋友，你可以瘫在沙发上，说什么都不怕被笑话。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那是一个展厅。每个人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摆出来——打了光的，修过图的，加过滤镜的。那些疲惫、狼狈、不堪，全都被藏在“仅自己可见”的角落里。你看着那些精心布置的生活，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太过潦草。人家在度假，你在加班。人家在健身，你在吃外卖。人家在提升自己，你在刷手机看人家提升自己。你开始怀疑：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生活是这样的？不是的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“社会比较理论”。说人天生就会拿自己和别人比，这是本能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比较的对象不是随机的——我们更容易看到那些“比我们好”的人，更容易记住那些“我们不如别人”的时刻。而那些比我们差的，那些同样在吃外卖、同样在熬夜、同样在焦虑的人，他们不发朋友圈。他们和你一样，在屏幕的另一头，安静地刷着别人的生活。所以你看到的，从来不是全部。你看到的是一个被精心筛选过的世界，一个幸存者偏差的样本——只有那些值得晒的，才被晒出来。那些没晒出来的，才是大多数。但你不会这么想。你只会觉得，别人都很好，只有你不好。然后你开始失眠。开始焦虑。开始觉得自己的生活一无是处。别急着否定这种感受。我们先来聊聊，那些疯狂发朋友圈的人，到底在想什么。先说第一种：缺啥补啥。心理学里有一个词叫“过度补偿”。意思是，一个人越是缺乏什么，就越会刻意地展示什么——哪怕这种展示是无意识的。就像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，说话的时候声音反而特别大，因为他需要用音量来填补内心的虚弱。就像一个从小被说丑的女孩，长大后拼命学化妆、学穿搭、学修图，因为她需要用“被看见”来证明“我值得”。那些朋友圈里岁月静好的人，真实的生活未必真的岁月静好。你看到的那个海边九宫格，也许拍摄于一场争吵之后。她刚和男朋友大吵一架，一个人跑到海边，哭完了，补了妆，趁着落日的光线正好，按下快门。她需要这组照片来告诉自己：我很好，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你看到的那张方向盘logo配新包，也许拍摄于一个加班的深夜。她刚做完一个难缠的项目，被客户骂了三轮，最后终于过了。她坐在车里，忽然想奖励自己一点什么。买了包，拍了照，发出去，然后坐在驾驶座上发呆了很久，不知道该去哪里。你看到的那条健身打卡，也许拍摄于一个极其普通的早晨。他并没有练出马甲线，只是刚跑完三公里，累得气喘吁吁，站在镜子前看到腹部的线条在某个角度下勉强能看，赶紧拍下来。他需要那条朋友圈来证明自己没有在偷懒，证明自己还在努力。过度补偿的本质，不是炫耀，是恐惧。恐惧自己不够好，恐惧自己不被看见，恐惧自己在某一天醒来，发现生活已经完全失控。再说第二种：太想被关注了。现代人有多孤独？你可以做一个实验：打开手机通讯录，翻一遍，然后问自己——如果现在你遇到了一件天大的好事，或者一件天大的坏事，你能毫不犹豫打给谁，并且确定对方会认真地听你说完？大多数人答不上来。这就是现实。我们活在一个极其热闹的时代，热闹到随时随地都有几百人在线，但热闹到极致，就是孤独。那些几百人的通讯录里，能说真话的可能不超过三个。而这三个人，未必随时有空。于是朋友圈成了那个“替代品”。发一张照片，等点赞。发一段文字，等评论。每一条朋友圈的背后，都藏着一句没说出来的话：“有人在吗？”“看看我吧。”“夸夸我吧。”这不是矫情，这是本能。被看见、被认可、被关注，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需求之一。当现实无法满足这个需求时，朋友圈就成了一个廉价的、随时可用的替代方案。点个赞不要钱，留个言不费力，但就是这点微不足道的反馈，能让一个人觉得：我不是一个人。你看，那些疯狂发朋友圈的人，未必是过得好的人。他们只是比你我更怕被遗忘。最后说第三种：想找回一点“我说了算”的感觉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实生活里，你能控制的事情越来越少？工作不是你说了算，老板让你改方案你就得改。感情不是你说了算，你喜欢的人未必喜欢你。身体不是你说了算，熬夜几天就给你脸色看。甚至连天气你都说不了算，出门下雨，不带伞的那天偏偏下得最大。但朋友圈不一样。在朋友圈里，你拥有绝对的控制权。你可以决定发什么不发什么。你可以决定用哪个滤镜，可以决定屏蔽谁，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发、什么时候删。你可以把生活修剪成你想要的样子，哪怕那个样子和现实相差甚远。这种“掌控感”太珍贵了。珍贵到很多人愿意花一个小时修图，只为了那几秒钟的满足感。你想想，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失控了——工作不顺、感情无着、身体疲惫、未来迷茫——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不是什么大道理，不是什么人生规划。他需要的是一点点“我还能做点什么”的感觉。哪怕只是发一条朋友圈，哪怕只是看到几个点赞，那也是一种微小的、但真实存在的掌控。这不是虚伪，这是自救。说了这么多，不是为了让你去同情那些发朋友圈的人。也不是为了让你从此不再相信朋友圈里的一切。我想说的是：你不需要跟他们比。因为你们比的，从来就不是同一个东西。你拿自己的全部生活——那些疲惫的早晨、那些失眠的夜晚、那些吃剩的外卖、那些没洗的头发——去比别人的精选集。你怎么可能赢？这就好比你把手机相册里所有没修过的原片都翻出来，去跟别人唯一发出来的那张精修图比。那不是比赛，那是自虐。那些看起来活在罗马的人，他们的罗马未必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。罗马也有垃圾堆，也有下水道，也有堵车和雾霾。只是你不去拍那些，你只拍斗兽场和许愿池。所以，下次再刷朋友圈刷到怀疑人生的时候，不妨做一件事：把手机放下。是真的放下，不是从竖屏变成横屏继续刷短视频的那种放下。是扣在桌面上，屏幕朝下，让那个发光的小东西暂时从你的世界里消失。然后去做一件具体的事。去楼下撸顿串。让炭火烤出来的油滴在铁盘上，滋啦一声，香味钻进鼻子里。咬一口，烫的，辣的，咸的，所有味道都在嘴里炸开。没有人会拍这顿串发朋友圈，因为不够好看，不够高级。但它好吃。它实实在在地填饱了你的胃，让你觉得活着是有滋味的。或者，去洗个澡。让热水从头浇到脚，水汽弥漫开来，镜子上的雾让你看不清自己的脸。没关系，不用看清。你只需要感觉水的温度，感觉毛孔张开，感觉一天的疲惫顺着水流走。出来之后，钻进被窝，被子是干净的，有洗衣液的味道。把灯关了，闭上眼睛。或者，什么都不做，就在沙发上瘫着。发呆。看天花板。听窗外偶尔经过的车声。允许自己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证明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觉得自己活成笑话的时刻，其实没有人看到你。没有人看到你凌晨一点还在刷手机，没有人看到你桌上的外卖，没有人看到你眼下的乌青。那些你以为的“所有人都在看我笑话”的幻觉，只是你想多了。大多数人都忙着经营自己的朋友圈，没有时间来看你的笑话。而你真正需要的，从来不是修图的能力，不是更高级的滤镜，不是更动人的文案。你需要的，是允许自己平凡。允许自己偶尔吃外卖，允许自己偶尔不自律，允许自己偶尔停下来什么都不做。允许自己的生活看起来不够好，但只要你自己知道，你在认真地活着，就够了。那些真正在罗马的人，不会整天发罗马的照片。他们忙着晒太阳，忙着喝咖啡，忙着在真实的、而非滤镜下的生活里，做一个普通人。而你，也可以做一个普通人。把手机翻过来，屏幕朝下。把修图、憋文案、刷朋友圈的功夫，省下来。去吃顿好的。去睡个好觉。去和一个真实的人，说几句真实的话。明天早上醒来，朋友圈还在，别人的罗马也还在。但你会记得，昨晚你睡得很好。
晨雾未散，玻璃杯沿凝着细水珠。我伸手去碰，指尖先触到一层凉，像触到某段隔着岁月的轮廓。窗外楼群的影压得很低，街角的悬铃木把枝桠伸进对楼的窗格，叶与叶交叠处，漏下几粒淡白的光。 收音机在案头低响，沙沙的电流裹着一段旧曲的尾音。调频旋钮停在老地方，那是许多年前，故乡小镇的广播站惯用的波段。1995年的风从那里来，带着河埠头的湿、石板路的糙，还有炊烟升到半空时被日头烘出的暖黄。 我停下翻书的手。书页停在夹着干枯茉莉的那一章，墨迹淡了，花影却还凝着当年的香气。那年我常在河堤上走，鞋底蹭过草屑与细砂，发出轻而干的擦响。河水缓流，映着两岸的瓦顶与晾衣绳，绳上的蓝布衫被风鼓起，像一行行欲飞的雁。渡口的船泊在浅滩，橹斜靠在船舷，木纹里浸着水痕与岁月。有人挑担走过，扁担吱呀，脚步踏碎水面的光斑，一路往镇外去。 日色在河面铺成一条宽亮的带，缓缓移向对岸的桑田。田埂窄而硬，脚印叠着脚印，把土染成深褐色。放学的孩子从田边跑过，书包拍打着背，笑声撞在桑叶上，弹成零星的脆响。他们不急着回家，先在桥头站一会儿，看货郎摇着拨浪鼓经过，看老人坐在石阶上补网，网眼细密，针脚像水纹一圈圈散开。 我常坐在自家的门槛上，看邻院的李伯修他的木船。刨子推过木板，卷起薄薄的木花，落在他的裤脚，像落了一层浅褐的雪。他不抬头，只与木纹对话，斧凿起落间，船的形状渐渐显出来，像从时间里被耐心唤回的一个旧梦。灶房的烟囱就在不远处，炊烟升得不急，先贴着屋顶绕一圈，再散入空中，与河上的水汽缠在一起，分不出彼此。 午后的镇子静得出奇，只有井台边打水的轱辘转动声，吱扭，吱扭，把清凉的水提上来，倒入各家的水缸。有人端着碗在门外吃粥，米香混着酱菜的咸，顺着风飘到巷尾。狗趴在墙根，耳朵随远处的车铃动一下，又不动了。时间在这里走得慢，像河水流过石滩，不喧哗，却能磨平许多棱角。 我曾在这样的午后走过巷子，脚下的青石板被雨洗得发亮，缝隙里嵌着去年的落叶痕迹。一户人家的窗开着，传出断续的琴声，不成调，却执拗地反复一个旋律。推车的货郎在拐角歇脚，水壶的盖被热气顶得轻响，他剥着花生，壳落进竹篮，发出细碎的叩击。有人喊他的名字，他应着，嗓音被巷子收拢，变得温厚而悠长。 日头偏西时，河面泛起一层薄金。归船的影在远处摇晃，桨声隔了水传来，闷闷的，像敲在蒙布的鼓上。渡口聚了些等船的人，倚着栏杆闲聊，话音被风吹散，又被另一阵风聚拢。孩子跑累了，蹲在埠头洗手，水花溅到裤管，他们笑，惊起几只停在芦苇上的麻雀。 天色渐暗，灯一盏盏亮起来。油灯的焰在窗纸上轻轻颤，把屋里人的影子投成活动的剪影。饭香从各家的门缝溢出来，与夜的气息糅在一起。有人在院里搬出竹椅，摇着蒲扇说闲话，声音不高，却足以让整条巷子听得见安稳。犬吠偶起，又被更柔的笑语按下去。 1995年的故乡没有明确的边界，它是河与岸，是石板路与井台，是日复一日相似的光影与声响。它在我眼里，是一幅慢慢卷起的画，边角先暗下去，中间还留着亮，可那亮终究被收进了卷轴，不再铺展。后来我离得远了，乘的车驶过桥，桥下的水依旧流，却不再是我日日见的河。风物在后退，名字在后退，连熟悉的口音也被隔成隐隐的回响。 此刻杯中的水汽散尽，玻璃恢复澄明，映出我现在的所在。楼群、街道、悬铃木的枝桠，皆清晰如眼前。可闭上眼，1995年的河埠、船影、桑田与琴声，仍像潜流，在心的某处缓缓淌。它们不呼喊，也不告别，只在记忆的深处维持着当时的温度与质地。 故乡渐远渐行，不是被遗弃，而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。它留在河水的反光里，留在木花的形状里，留在每一次听见旧曲时，胸膛微微一沉的静默里。就像此刻，我听着收音机的尾音淡去，指尖仍留着玻璃杯沿的凉，像握着一段不肯褪色的光阴。
蝉声在午后的院墙上断断续续，像忘了词的唱段，被风扯成细碎的响。我坐在廊下的竹椅上，手里的蒲扇停在半空，目光落在斜对面那户人家的后窗。 窗开着，竹帘卷到一半，晃出几个小身影。他们说话像撒豆，急而密，分不清谁在问谁在答，却把空气搅得温热蓬松。有个男孩的声音拔尖，像新劈的竹片划过瓷面，另一个女孩应着，尾音往上挑，像檐角悬着的铜铃被风撞了一下。他们的脚在地板跺出轻响，间或有塑料积木碰撞的脆裂，像春溪撞着溪石。 我低头看自己的茶盏。青灰釉面上浮着层薄汗，水汽沿着盏沿爬成细链，断了又续。这茶是早晨泡的，铁观音的兰香早淡了，剩些清苦的余韵，在舌尖漫成浅滩。廊外的桂树静着，叶底漏下几点光斑，落在茶盏边沿，像谁遗落的碎金。 小孩的喧闹是有形状的。它不像雷声那样压下来，也不似笛音般绕着走，倒像一蓬被风掀起的蒲公英，絮絮地往四处散。这边喊“接住”，那边笑“掉了”，有椅子拖动的声音，有碗碟轻碰的叮当，还有谁跑过带起的风，掀动了竹帘的一角，露出半张沾着糖渍的脸。他们的语速太快，词与词黏成一片，像刚熬好的麦芽糖，扯出晶亮的丝。 我忽然想起自己幼时在弄堂里玩跳房子。也是这样的午后，阳光把青石板晒得发烫，我们的喊叫声撞在对面的砖墙上，弹回来，叠成更厚的响。阿毛摔了跤，膝盖渗血，却咧嘴笑，说“不疼”；小菊的羊角辫散了，蹲在地上捡石子，嘴里还数着“七、八、九”。那时的喧闹是贴肤的，带着汗味、尘土味，还有冰棒纸被舔湿的甜腥。我们不知疲倦，把影子跑成模糊的一片，直到各自的母亲站在门口喊“吃饭”，声音穿过喧闹，像一根细针，慢慢把散开的线团拢住。 眼前的孩子还在闹。有个穿蓝布衫的小不点儿扶着桌沿站起来，大概是够高处的玩具，椅子歪了，他跌坐回去，引得一阵哄笑。那笑声像撒在热汤里的葱花，瞬间漾开满室的鲜。他们的世界太小，小到一张木桌就能装下所有疆域；他们的日子太稠，稠得每一秒都要填满声响与动作。他们不懂“安静”为何物，正如我们曾不懂——那时我们只知要把快乐喊出来，要让全世界听见自己的存在。 廊外的蝉声歇了片刻，风穿过桂树的枝桠，送来一缕若有若无的饭香。竹帘又动了一下，这次露出个老人的侧影，大约是祖母或外婆，正弯腰拾起滚到脚边的皮球。她的动作慢，与孩子们的急形成隐约的对照，像一幅画里，浓墨与淡彩的相衬。小孩的喧闹并未因她的出现而收敛，反而更欢了，仿佛这成人的沉稳恰是他们游戏的底色，有了静，动才更显鲜活。 我端起茶盏，喝了一口凉透的茶。苦意漫开时，忽然觉出某种妥帖。这些喧闹不是噪音，倒像季节的呼吸——春日的燕鸣，夏夜的蛙噪，原都是天地间本真的声响。我们长大，学会了给情绪套上缰绳，给言语安上闸门，把喧闹滤成沉默，把急切磨成从容。可那些被收进匣子里的童声，其实从未消失，它们只是换了种方式存在：藏在某次看见孩童奔跑时心头一软的震颤里，藏在读到“儿童急走追黄蝶”时嘴角微扬的弧度里，藏在某个安静的午后，忽然听懂风里传来的、属于自己的旧日回声。 竹帘后的身影仍在晃动，像一群扑棱的雀儿。他们的声音撞着窗棂，撞着桂树的叶，也撞着我这方小小的、安静的天地。我忽然不想起身，不想挪步，只想让这喧闹多停一会儿。它让我想起生命最初的质地——未被规训的热望，未被稀释的真纯，像一块粗陶，虽不精致，却有握得住的温度。 日影西斜，廊柱的影子在地面拉成长条。茶盏里的最后一缕水汽消散时，小孩的喧闹似乎也轻了些，像潮水退去前，在沙滩上留下的细浪。我起身回屋，指尖触到门框的微凉。身后的窗内，仍有细碎的笑在飘，像撒在风里的星子，不必刻意记住，却已落进眼底，成了寻常巷陌里，最温润的一笔。
砚台搁在案头，墨池里剩半泓残墨，像块凝固的夜。我取墨条，侧锋入池，研磨声细如蚕食桑叶。松烟混着胶的气息散开，案上那叠宣纸便醒了，纤维在光里浮着，等着承接什么。 铺纸时指尖触到凉，是晨起时沾的露气还未散尽。纸边微卷，我用镇纸压住，看它慢慢舒展，如湖面被风抚平。笔锋蘸墨，饱蘸了，在废纸上试一笔，墨迹浓黑如礁，洇开的边沿却淡，像舟行水上，船头劈开的浪痕。 写“远”字。起笔藏锋，墨在纸纹里潜行，如舟离岸，悄无声息。横画铺开，墨迹稍淡，像舟行渐稳，桨叶划过的水纹。竖钩转折处，墨聚了些，如舟遇浅滩，稍作停顿。最后一点，墨落得轻，像舟尾荡开的涟漪，散在纸的空白处。 这字成了，墨迹果然如浅舟。舟身是横画的平阔，舟尾是捺画的舒展，那一点便是系在舟尾的绳，松松地飘着。纸是水，墨是舟，我在案前看它渡越，从墨池到纸心，从浓黑到淡灰，像一段无人知晓的航程。 再写“山”字。三笔竖折，墨迹由浓转淡。首笔重按，墨深如舟入港，泊得稳；次笔略提，墨色浅些，像舟过浅湾，吃水变轻；末笔收锋，墨痕淡到几乎看不见，如舟驶向远雾，只剩个模糊的影。三舟并立，纸面便有了起伏的山脊，风过时，仿佛能听见舟与水的低语。 笔锋渐秃，墨也淡了。换笔时瞥见砚边积着墨垢，像舟行久了的船底，沾着水藻与细沙。宣纸的角落，先前写的“月”字，墨迹已干，边缘泛着灰，像舟泊久了，船身结了层薄苔。那点“月”本是弯的，此刻看去，倒像舟上月，被水汽洇得朦胧。 窗外有鸟鸣，一声，两声，隔了竹帘进来。我停笔，看纸上未干的墨迹。新写的“江”字，三点水旁，每点都是小舟，墨点落处，纸纹鼓起细包，像舟底触到水底的石。中间一竖如桅杆，墨迹直贯而下，穿过纸的经纬，像舟行过深峡，两岸的崖壁在墨色里隐现。 研墨的手慢下来。墨条在砚上转圈，磨出的墨汁稠了些，像舟行遇逆水，需多费些力。案头那杯茶凉了，茶叶沉在杯底，如舟上的锚。我想起从前在湖上见过的舟，也是这样，墨色的船身，载着渔人的梦，在波心里一荡一荡。 写一个“归”字。走之底如舟行的轨迹，墨迹由浓到淡，像舟从远山归来，渐近时帆影清晰，靠岸时只剩个轮廓。里面的“帚”字，笔画细瘦，如舟上挂着的旧帆，补丁摞补丁，却还撑着风。这字写完，纸上便有了归意，舟泊在“归”的右下角，像等一个晚归的人。 纸上的舟多了，便有了江湖。有的舟并排，如“林”字的两竖，墨迹相挨，像双舟并行；有的舟独行，如“独”字的反犬旁，墨痕孤单，像一叶扁舟漂在野渡。墨迹浓淡不同，舟的大小便不同；笔锋疾徐有别，舟的行速便有异。快的如顺流而下，墨迹连成片；慢的如逆水行舟，墨点一颗颗，像舟在石间小心挪移。 忽觉指腹微痒，是墨沾到了手上。那点墨在皮肤上，像粒小舟，载着松烟气，在掌纹里游。我摊开手看，掌心的纹路如河道，墨点泊在其中，竟像真的舟找到了港湾。 日影移过窗格，落在纸上，把墨迹照得更淡。先前写的“云”字，墨色已和纸色融在一处，只留几丝飞白的痕迹，像舟行云中，被雾遮了形。那点飞白，倒比浓墨更像舟，轻飘飘的，随时能乘风而去。 收笔时，纸上已满是舟。有的舟靠岸了，墨迹干透，边缘起了毛；有的舟还在途中，墨色湿润，映着光；有的舟刚离岸，墨点饱满，像刚解开的缆绳。这些舟都不说话，只静静地在纸面上渡越，从我的笔端，到时间的深处。 砚台空了，墨池里只剩清水，映着窗外的天。我把笔洗净，笔锋垂着，滴下的水珠落在纸上，晕开小圆圈，像舟行过留下的最后一个漩涡。案头的宣纸，此刻像片湖，载着所有的舟，静默地等着下一阵风，或下一场雨。 风真的来了，吹得纸角翻飞。那些墨迹做的舟，便轻轻摇晃，像要启程。我按住纸，看它们在风里微微颤动，墨痕的边缘泛起细微波纹，如舟底的水草，拂过船舷。 这寻常的书写，原是一场无声的渡。墨为舟，纸为水，我在案前做那个看舟的人。不必追，不必唤，舟自会渡越纸面，载着墨的魂，到它该去的地方。 日头偏西，我收起纸，墨迹的舟便睡在了里面。明天再看，或许更淡了，像舟行远了，只剩个影子。但那又怎样？舟来过，渡过了，纸记得，我也记得。 窗外的竹影摇进来，落在空砚台上，像另一艘舟，正准备启航。
瓦当滴下水珠，砸在石阶凹处，回声比雨声轻。我坐在这老屋檐下，竹椅的骨节硌着腰，看青苔沿瓦垄爬，像谁用淡墨在灰天上画了道歪斜的线。 檐角悬着半截蛛网，粘着几星柳絮，风过时颤巍巍的，倒比新织的网多了些活气。网中央卧着只豆娘，翅膀收拢如两片薄玻璃，翅脉里藏着日光，投下细碎的影在阶上。它不动，我便也不动，怕惊扰这檐下的片刻契约。 墙根的凤仙花开了，红瓣落进积水洼，浮成小小的舟。昨夜的雨把花瓣打蔫了，此刻却挺着，像不服气的孩童。花茎缠着几缕丝瓜络，是隔壁阿婆晒的，枯藤间还挂着半拉青瓜，皮上沾着灶灰。 远处传来剁菜声，“笃笃笃”，刀背碰着砧板，节奏比檐溜稳。阿婆的院门虚掩，竹帘挑起一角，漏出半锅白粥的热气，混着柴火香漫过来。我吸了吸鼻子，没动，怕这气味散得太快。 燕巢在椽子下，泥团里掺着草屑，边缘被风雨啃得参差。两只雏燕挤在窝口，黄喙张着，等母燕归来。风掠过檐牙，巢便晃一下，它们也不惧，只把脑袋往羽毛里缩，像两粒待孵的卵。 石阶缝里钻出株车前草，叶子上凝着水珠，阳光一照，亮得像撒了把碎钻。我伸手碰了碰，水珠滚进指缝，凉意顺着掌纹爬。这草不知何时来的，去年还没见，如今倒把根扎进了砖缝的岁月里。 檐外有雀跃声，三只麻雀落在电线上，尾巴一翘一翘，像在拨无形的弦。其中一只忽然俯冲，掠过檐角，翅尖扫落几点灰，落在我膝头的旧书上。书是借的，纸页泛黄，印着模糊的插画，此刻添了这灰，倒像多了层包浆。 阿婆端着碗出来，青花瓷碗沿磕了个小豁。她望了望燕巢，又看看我，没说话，只在廊下挂起件蓝布衫。布衫滴着水，在风里晃，把阳光切成流动的金片。我点头致意，她便转身回屋，竹帘落下时，带起一阵更浓的柴火气。 日影移过瓦垄，一格一格，把檐下的阴影拉长。豆娘终于飞走了，蛛网空着，像句说完的话。凤仙花的花瓣又落了两片，浮在水洼里，随檐溜的微澜打旋。 远处传来收工的吆喝，几个汉子扛着锄头走过，裤脚沾着泥。他们看见我，笑着点头，脚步却不停，径直往巷口去了。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，被檐切割成几段，像皮影戏里的散场人物。 我摸出烟袋，烟叶是陈的，点燃后烟气慢悠悠升，与檐溜的水汽缠在一起。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，像檐角那盏旧灯笼，总在黄昏时亮起，照不见多远，却够守着这一方天。 燕巢里有了动静，母燕衔着虫儿回来，雏燕争着抢，啾啾声撞在瓦上，碎成几星。阿婆的蓝布衫干了，她取下来叠好，竹帘后的影子动了动，许是在择菜。 车前草的叶子又挺了些，水珠全干了，只留叶脉的纹路，像谁用细笔描的地图。我翻了翻膝头的书，插画里是座山，云雾缭绕，倒和这檐外的天有几分像。 暮色漫上来，先染灰瓦，再浸石阶。檐溜的水声渐密，像谁在低语，说的什么听不清，只觉安稳。豆娘没再回来，蛛网在风里晃，把最后一缕日光筛在地上。 阿婆的灯亮了，昏黄的光从窗纸透出，与檐下的暗融在一起。我起身拍了拍裤腿，竹椅发出“吱呀”一声，惊飞了电线上最后那只麻雀。 走时回望，燕巢在暮色里像个黑点，雏燕的叫声弱下去，混进檐溜的合奏。这屋檐下的低语，原不必听懂，静观便好。就像那本旧书，那株车前草，那盏旧灯笼，都在各自的时序里，守着这寻常巷陌的日与夜。 风又起，檐角铜铃轻响，像句没说完的再见。我转过身，青石板路引着归途，身后只留这檐下的静，和那低语的、永恒的水声。
陶盆搁在阳台栏杆上，土是去年换的，松针混着碎煤渣。那株草从盆沿探出头，叶尖沾着灰，像谁用旧笔抹了一下。我凑近看，灰不是浮尘，是叶肉里渗出来的，像暮色提前住进了脉络。 起身走到窗前。楼外正起风，云压得低，灰白里揉着点铅。老城区的屋顶在左，青瓦间杂着几片红，像褪色的信笺；新区在右，玻璃幕墙反射着将沉的日，亮得有些刺眼。中间那条窄路，便是灰界的边缘了。 下楼时故意绕过去。石板路被踩得光滑，缝隙里嵌着去年的梧桐籽，壳已裂开，黑籽滚进阴沟。路这边，旧楼的墙皮剥落处，露出青灰的砖，砖缝里钻出几簇瓦松，针叶上蒙着灰，像没梳开的头发。三楼一户人家的窗台，摆着半盆蔫了的月季，花瓣落进锈迹斑斑的铁栏杆，积成小小的灰冢。 风过檐角，铁马轻响。隔壁裁缝铺的门虚掩着，缝纫机的哒哒声断断续续，像有人在远处数心跳。我站定，听见墙根下传来细碎的响，低头，是只灰鼠，尾巴拖过苔藓，惊起几点水珠，在砖上洇开更小的灰圈。 路那边，新区的围墙刚砌到一半，水泥柱上贴着“拆”字，墨迹被雨泡得发胀。围挡内堆着砂石，塔吊的影子斜斜切过来，落在旧楼的瓦上，像道分界线。有个穿黄马甲的工人靠在柱子上抽烟，烟头明灭，他望着老城区的方向，目光似乎比烟还轻。 再往前，有张空长椅。漆皮剥落的扶手，坐上去能感到木头的凉。旁边石桌上刻着棋盘，楚河汉界被磨得浅了，几颗白子散在角落，像被遗忘的星。我坐下，看对面墙上的爬山虎，藤蔓爬到一半就停了，叶子蜷着，灰扑扑的，不像春天那般鲜绿。 远处传来收废品的吆喝，“收旧书旧报——”，声音穿过灰云，有点哑。跟着吆喝找去，见个老头蹬着三轮，车斗里堆着纸箱，最上面摞着本硬壳书，封面掉了，露出里面的灰纸页。他拐过街角，身影融进更深的灰里。 天色又暗一分。路边的灯还没亮，只有电线杆上的麻雀，缩着脖子蹲成一排，羽毛被灰染得不分彼此。我起身往回走，路过裁缝铺时，门开了条缝，飘出樟脑丸的气味，混着线团的毛絮，轻轻落在肩头。 陶盆还在栏杆上。那株草的灰更重了，叶背却透出点极淡的绿，像灰烬里未熄的火星。晚露落下来，在灰上晕开小湿痕，竟显出些活气。 这边缘，原不必跨过去。左边有旧瓦松的根，右边有未砌完的墙，中间这条石板路，容得下风，容得下落叶，也容得下一个坐着看云的人。灰是它的底色，也是它的衣裳，裹着些说不清的东西，像那本掉封面的书，像散在棋盘上的白子，像老墙缝里不肯死去的爬山虎。 天快黑了。我把陶盆转了个向，让叶尖少沾点灰。远处新区的灯次第亮起，像撒了一把碎银，而老城区的窗，只零零星星透出暖黄。中间的灰，依旧沉着，像块没写完的碑。 回去的路上，鞋底碾过一片干枯的梧桐叶，脆响一声，碎成几瓣灰。我没回头。这寻常的巷陌，这灰界的边缘，原就是日子该有的样子——不必太亮，不必太暗，容得下所有未命名的颜色。
那声音先是很轻的，像谁在用指尖试探着敲门。嗒。嗒嗒。我在厨房里热牛奶，起初没在意。等端着杯子走到窗前，雨已经密起来了，成千上万颗雨珠砸在楼下那排违建的铁皮棚上，发出一种近乎金属的、带着弹性的响声。不是抒情的那种雨声，没有芭蕉叶的缠绵，也没有青石板上的诗意。它就是硬邦邦地砸下来，再弹起来，像一把细小的豆子撒在铁锅上，急躁、执拗、不肯停歇。我站在窗前听了很久。说实话，那天下午我刚从医院出来。不是什么大病，就是胃疼了两个月，终于扛不住去做了胃镜。医生戴着口罩，语气平淡得像在念菜单：有点糜烂，注意饮食，别熬夜。我点头，拿着报告单走出来，在医院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。秋天的风已经凉了，吹得人脖子发紧。旁边有个老太太在打电话，声音很大，说“没事没事，就是个囊肿，良性的”。挂了电话她就开始哭，哭得很克制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我看着她，想递张纸巾，又觉得突兀。后来也没递。回来的时候路过菜市场，买了把青菜，一块豆腐，又在熟食摊前站了站，最后还是没买。一个人的晚饭总是这样，想多做几个菜，吃不完；想凑合，又觉得对不起自己。最后煮了碗面，卧了个荷包蛋，坐在桌前吃。对面没有人，电视开着，放的什么没注意。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了？我不太愿意去数。雨越下越大，铁皮棚上的声音变成了持续的白噪音，反而让人安静下来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住在乡下，屋顶是瓦片的，雨打在瓦上也是这种脆脆的声响。那时候我最怕打雷，每次下雨就往母亲怀里钻。现在想想，那种怕其实是一种特权——有人护着你的时候，你才有资格怕。现在我谁也不怕了，也不怕雨，不怕黑，不怕一个人去医院拿报告单。但这种“不怕”说不上是勇敢，更像是磨损。我把窗户推开一条缝，冷风夹着雨丝扑进来，打在脸上。楼下那排铁皮棚其实是一家修车铺，白天总是传来气泵的轰鸣声，还有机油的味道。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，永远穿一件蓝色的工装，手上全是油污。我见过他蹲在地上吃盒饭，旁边蹲着一只同样脏兮兮的猫。他把鱼骨头挑出来放在地上，猫不领情，喵了一声就走了。他也没在意，自己把骨头收了，扔进垃圾桶。我想他大概也是一个人。雨声忽然小了。不是停，是变疏了，像鼓点渐弱，最后只剩下滴滴答答的余音。铁皮上的积水顺着缝隙流下去，声音变得湿润、沉闷。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站了很久，牛奶早就凉了。端起杯子喝了一口，凉的牛奶带着一种淡淡的腥味，不好喝，但也不难喝。我把杯子放下，走到桌前坐下来。桌上摊着一本翻了一半的书，书签夹在一百多页的地方，停了快一个星期了。不是不想看，是最近总觉得做什么都提不起劲。手机放在一边，没有新消息。微信群里有人发红包，我没点。朋友圈里有人在晒晚饭，有人在晒孩子，有人在晒加班的工位。都跟我没关系。但我忽然想做一件事。不是那种“振作起来”的大事，不是去健身房办卡，不是报名学英语，不是给自己列一个多么宏伟的计划。就是一件很小的事：把这本书看完。然后再看下一本。明天早上起来，把那盆快死了的绿萝浇点水。去菜市场的时候，买条鱼，认真地做一下。一个人吃饭也可以吃得好一点，不是非得凑合。雨彻底停了。铁皮棚上最后几滴水珠落下来，发出很轻的声响，像句号。我翻开书，找到了那一页。窗外，天快黑了，但你知道明天它还会亮。
地铁门开的那一刻，我被身后的人推着往前走。刷卡出站，换乘，再刷卡，上电梯。整个过程中我没抬头看过一眼，因为眼睛盯着手机屏幕上的待办清单：上午十点的会议材料还没整理完，下午三点要交的报表还有两个数据没核对，晚上还有个应酬必须去。这是我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早晨。直到走到公司楼下，我才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。我蹲下去系，就在那一瞬间，余光扫到花坛边坐着一个老人。他大概七十多岁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，膝盖上摊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几个馒头。他没有吃，只是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眼神平静得有些空洞。我系好鞋带站起来，准备走，却突然停住了。因为我想起，五年前我奶奶也是这样坐在老家的院子门口。她每天下午都会搬个小凳子坐在那，看着村口的马路。我妈说她是在等我回去。可那时候我总说忙，一年到头也就过年回去待两天。每次走的时候，奶奶都会塞给我一袋她蒸的馒头，说“路上吃”。我嫌沉，经常转手就给了车站的小贩。去年奶奶走了。走之前那几个月，她已经认不得人了，但每次我去看她，她都会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是哪个家的孩子？长得真像我孙子。”想到这里，鼻子突然就酸了。我站在公司楼下，看着那个老人，看着自己松开又系好的鞋带，忽然觉得特别荒诞。我这五年到底在忙什么？每天六点起床，晚上十一点到家，周末还要加班。工资涨了，职位升了，可我有多久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了？有多久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了？上次跟我爸通话，还是他主动打来的，说家里的柿子树结果了，问我要不要寄点。我说不用了，快递太麻烦。然后挂了电话继续开会。我们都在赶路，却忘了为什么出发。我走进公司，把待办清单关掉了。然后打开通讯录，找到我爸的号码，发了一条消息：“爸，周末我回去一趟，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。”消息发出去不到十秒，他回了：“好，我去买肉。”就四个字，但我盯着看了很久。因为我知道，我爸打字很慢，发一条消息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按半天。他能在十秒内回复，说明他手机一直拿在手里，一直在等我的消息。那天晚上，我没有去应酬。我去了超市，买了两斤核桃，因为我爸喜欢吃核桃，但牙齿不好，每次都要用门缝夹。我买了一双棉鞋，因为我妈说今年冬天冷，我爸那双鞋底磨平了。我还买了一个相框，想把手机里那张全家福洗出来——那张照片还是三年前拍的，之后我们一家人就没再齐过。从超市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路灯亮了，街上全是赶着回家的人。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心急火燎地看表，而是慢慢走着。风有点凉，但我心里是热的。我知道，明天我还是会早起，还是会忙，还是会有一堆待办事项等着我。但我也知道，这个周末我要回一趟家，吃一碗我爸做的红烧肉，听他唠叨几句，陪他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。出发的时候，我们都以为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。赶了很久的路才明白，路上的人，才是你出发的理由。
第十八章 我和叶哥一2005年的春天来得很早。春节刚过，九星市场就热闹起来了。那些回福建过年的商户陆陆续续回来，拉着行李箱，拎着家乡的特产，在各自的店门口互相打招呼。漕宝路上又堵了起来，大货车一辆接一辆，装着钢管、板材、瓷砖，从外环下来，拐进市场，扬起一路灰尘。叶哥比我早回来三天。我回到九星路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店里忙了好几天了。“新年好。”我推门进去，他正蹲在地上清点一摞刚到的货单。他抬头看见我，笑了，站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，递过来。“新年好。给你的。”“我又不是小孩。”“没结婚就是小孩。拿着。”我接过来，捏了捏，厚度不小。“这也太多了。”“去年赚了点，大家高兴高兴。”他拍拍手上的灰，走到角落里，拿出两个杯子，倒上茶。“今年有个想法，想跟你商量。”他泡的是老家带来的新茶，汤色清亮，香气很正。他喝了一口，放下杯子，说：“我想自己做品牌。”我看着他，没说话。“做了这么多年批发，”他说，“都是帮别人卖管子。镀锌管是别人的牌子，沟槽管件是别人的牌子，玛钢接头是别人的牌子。货从我手里出去，客户记住的不是我。我想做个自己的牌子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很亮。不是那种一时冲动的亮，是那种想了很久、终于说出来的亮。“你想做什么产品？”“管道。还是管道。但我不是做普通的镀锌管，我想做一种新的——衬塑复合管。你知道这个吗？”我摇头。他站起来，从货架上拿下一截管子，递给我。“这个。里面是PE塑料，外面是镀锌钢管。里面的塑料层不生锈，外面的钢管有强度。用在饮用水上，比纯镀锌管好。现在上海的新楼盘，很多都开始用这个了。”我拿着那截管子，翻来覆去地看。管壁光滑，接口处处理得很细致。他说得没错，这是个好东西。“但市场上已经有人做了，”他说，“我要做，就得做得比他们好。品牌、质量、渠道，都要跟上。”“你想怎么做？”“先注册商标，找工厂代工，然后跑渠道。浙江那边有几家厂做这个做得不错，我想去看看。”他看着我，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想让你来帮我。”“帮你什么？”“什么都帮。我现在就一个人，顾不过来。你懂电脑，懂设计，脑子比我好使。你过来，帮我建网站、做宣传、跑客户。我们一起干。”我沉默了一会儿。“我还有工作。”“我知道。我没说现在就要你辞职。你先帮我参谋着，等品牌起来了，你再决定。但我想让你知道，我这儿永远有你的位置。”那天下午，我们在他的店里聊了很久。聊品牌的名字，聊产品的定位，聊市场的切入点。他泡了一壶又一壶茶，直到窗外的天暗下来。最后他说了一句我一直记得的话：“周宁人在上海做了这么多年管道，都是帮别人卖。该有自己的牌子了。”二三月的第一个周末，我们去了南通。叶哥说那里有一家管道厂，技术不错，他想去看看。早上六点，他就开车到楼下接我。面包车里塞了几箱矿泉水和他自己画的一张草图——他管它叫“品牌草图”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产品的特点和市场的想法，字不好看，但密密麻麻的，很认真。从上海到南通，走的是沿江高速。三月的江南，油菜花开了，田野里一片一片的黄色，铺到天边。他开得不快，车窗开着一条缝，风灌进来，带着泥土和花的气味。“你以前去过南通吗？”他问。“没有。”“我去年去过一次。那里有个港口，很多钢材从那里走。周宁人在那边也不少。”车过苏通大桥的时候，他让我看窗外的长江。江面很宽，灰蒙蒙的水在天底下铺开，几艘货船在江心慢慢移动，拖着一道一道的波纹。江风吹过来，有点凉，但很舒服。“你看这江，”他说，“这些船运的都是建材。钢筋、水泥、管道、板材，从上游运到下游，从下游运到上游。我们周宁人做的那些管子，很多就是从这条江运出去的。”到了南通，我们找到了那家工厂。在开发区边上，厂房不大，但设备还行。老板姓林，也是福建人，三明的。叶哥跟他聊了很久，谈价格、谈工艺、谈交货周期。我在旁边听着，偶尔记几笔。叶哥谈生意的时候和平时不一样——平时他嘻嘻哈哈的，到了谈判桌上，整个人变得很认真，说话慢，每句话都像过了秤一样，有斤有两的。中午林老板请我们吃饭，在一家小馆子，点了几个菜。席间聊起周宁人在上海的事，林老板感慨：“你们周宁人厉害，上海做管道的，一半以上是周宁的。”叶哥笑了笑：“都是苦过来的。”回去的路上，天已经黑了。他开得不快，车载音响里放着老歌。我靠着窗户，看着窗外那些模糊的树影和远处的灯火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，车已经停在他店门口了。“到了，”他说，“回去早点睡。”“你呢？”“我再理理今天的笔记。明天还要去张家港。”三整个春天，我们都在路上。南通、张家港、常熟、太仓、昆山、吴江——长三角的那些城市，一个一个地跑。有时候当天来回，有时候住一晚。他的面包车后备箱里永远塞着样品、产品目录、换洗衣服和一箱矿泉水。副驾驶的座位上堆着地图和笔记本，我坐进去之前要先收拾半天。张家港是那段时间去得最多的地方。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建材集散市场，长三角的管道、板材、五金很多都从这里走。叶哥在那里认识几个老乡，每次去都要拜访。市场里很热闹，大货车进进出出，装卸工人喊着号子，叉车在过道里穿来穿去。他走在前面，跟人打招呼、递烟、聊天，像一条鱼在水里游。有一次，我们在张家港待了三天。白天跑工厂、跑市场、跑客户，晚上回到小旅馆，两个人摊开笔记本，把白天的信息一条一条地整理。他写字慢，就念给我听，我帮他记。记完了，两个人对着那张越来越长的表格发呆。“你说，这事儿能成吗？”他忽然问。“能。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“因为你比别人认真。”他想了想，笑了。“也是。我这个人，别的本事没有，就是能熬。”他说“能熬”的时候，我想起他说的那些年——一个人看店，一个人搬货，一个人过年。那些“熬”出来的日子，都在这两个字里了。四四月的一个晚上，我们在他的店里画品牌LOGO。他想要一个简单、好记、有力量的名字。想了很久，最后定了两个字——“恒君”。恒，是持之以恒；君，是君子之道。他说，做生意要长久，做人要正派。就这两个字。LOGO是我设计的。那几天晚上，我都在他店里，对着他那台老旧的电脑，用刚学会的CorelDRAW，一笔一笔地画。他坐在旁边，看我画，偶尔提意见。“这个线条再粗一点。”“这个颜色再深一点。”“这个字体再硬一点。”他不懂设计，但他的直觉很准。每次我觉得差不多了，他看一看，摇摇头，说“还差一点”。那个“差一点”，我改了很多遍。最后一个晚上，我把改好的方案给他看。一个简洁的图形——两根管子交叉成一个角度，像一座桥，也像一个屋顶。下面是大写的英文字母，方正、稳重。颜色选了深蓝色，像他工装上那种蓝。他看了很久，说：“就是这个。”那天晚上，他开了一瓶白酒，我们一人一杯，对着那个LOGO干杯。他说：“这个LOGO，我要用一辈子。”后来他真的用了一辈子。十几年了，那个LOGO还在，印在管子上、包装上、名片上、货车上。每次看到它，我都会想起那个春天，想起那些晚上，想起两个人坐在堆满管子的店里，对着一个十五寸的显示器，一遍一遍地改。五五月，我们去了浙江玉环。玉环是个海岛县，在台州湾以南，从上海开车过去要五六个小时。叶哥说那里是中国阀门之都，做铜阀门、水暖管件的厂家特别多，他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供应链。车过了三门以后，山开始多起来。盘山公路绕来绕去，一边是山壁，一边是悬崖。他开得很小心，速度降下来，双手握着方向盘，眼睛盯着前面。车里放着邓丽君的歌，软软的，和窗外的山景配在一起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“你听过玉环这个地方吗？”他问。“没有。”“我以前也没听过。但做管道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。全国的水暖阀门，一大半是这里出的。我们周宁人做的那些管件，很多也是从这儿进的。”到了玉环，我们住在县城的一家小旅馆里。房间不大，但干净，推开窗户能看见远处的海。不是蓝色的海，是那种灰蒙蒙的、和天连在一起的海。海面上停着几艘渔船，桅杆上的旗子被风吹得猎猎响。第二天，我们去拜访几家工厂。玉环的工业区在城郊，一大片厂房沿着山坡铺开，汽摩配、阀门、水暖、家具，什么都有。我们去的是一家做铜阀门的厂，老板是当地人，姓王，五十出头，说话带浓重的台州口音。王老板带我们参观车间。生产线很先进，工人不多，机器多。铜锭进去，阀门出来，流水线上一气呵成。叶哥看得很仔细，每一个工序都要问，从原材料到成品，每一个环节都不放过。“你这个铜，是从哪里进的？”他问。“江西。那边的铜好。”“价格呢？”“现在铜价涨得厉害，比去年涨了快一倍。”叶哥皱了皱眉。我知道他在算账——原材料涨了，成本就上去了，利润就薄了。中午王老板请我们吃饭，在县城里一家海鲜馆。玉环靠海，海鲜新鲜，蛏子、花蛤、梭子蟹，都是早上刚打上来的。王老板说，玉环以前是个穷地方，靠海吃海，后来搞工业，慢慢富起来了。现在阀门产业做大了，成了全国的水暖阀门基地，县里还挂了个牌子——“中国水龙头生产基地”。“但竞争也大，”王老板说，“现在阀门厂太多了，价格战打得厉害。不做品牌，只能赚点辛苦钱。”叶哥听着，若有所思。回旅馆的路上，他忽然说：“你看，做阀门也是，做管道也是，不做品牌就只能帮别人卖。我们走的路是对的。”那天傍晚，我们去了玉环的海边。不是景点，就是一个普通的海滩，沙子很粗，风很大。他站在礁石上，看着远处的海面，风把他的夹克吹得鼓起来。“你知道吗，”他说，“周宁也有山，但看不到海。小时候我一直想看看海是什么样子的。后来来了上海，专门去了一次金山，看了那个海，灰蒙蒙的，不好看。但我还是喜欢海。海大，大得让你觉得自己的那些事不算什么。”他站在那儿，风吹着他的头发。夕阳把海面染成金黄色的，波光粼粼的，很亮。“玉环这个地方，”他说，“靠海，靠山，靠自己的手艺。我们周宁人也是。靠山，靠手艺。现在靠到上海来了。”那天晚上，我们在海边的排档吃了海鲜。炒螺蛳、椒盐皮皮虾、清蒸带鱼，两瓶啤酒。他喝得不多，话也不多。回去的时候，车开在沿海的公路上，窗外是黑沉沉的海，远处的渔火一闪一闪的。“你说，”他忽然开口，“品牌做起来了，我算不算成功了？”“算。”“那成功了以后呢？”“继续做。”他想了想，点点头：“对，继续做。”六六月，建材行业进入旺季。房地产市场虽然降温了，但建材市场反而更热了。那年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办了一个很大的建博会，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两千多家厂商参展。叶哥拉着我去看，说要去学习学习。展会很大，七八个展馆，走一天都走不完。他看得特别认真，每个展位都要进去看看，拿资料、问产品、看工艺。他背着一个大包，很快就塞满了。我帮他拎着一袋，手里还抱着一摞。走到一个做管道的展位前，他停下来，看了很久。那是一家浙江企业的展台，装修得很漂亮，产品陈列得很讲究，还有专门的品牌宣传片在大屏幕上循环播放。“你看，”他说，“人家的品牌做得多好。我们要学。”“慢慢来。”“不能慢。市场不等人。”那天他拿了很多资料，晚上回去翻到很晚。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，发现他桌上摊了一堆，笔记本上记了密密麻麻好几页。他坐在那儿，眼睛红红的，但精神很好。“我昨晚想了一个方案，”他说，“你看看。”他把笔记本推过来。上面画了一张图，是品牌推广的计划——网站、宣传册、展会、渠道推广，一项一项，写得清清楚楚。字还是歪歪扭扭的，但每一条都很有道理。“你什么时候想出来的？”“睡不着，就想了。”“几点睡的？”“没睡。”我看着他那张有些疲惫但很兴奋的脸，忽然想起他说过的那句话——周宁人做生意，靠的不是聪明，是肯吃苦。七那段时间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。白天他看店、发货、跑客户，晚上我下班后去他店里，两个人坐在堆满管子的房间里，对着电脑，讨论品牌的事情。有时候讨论到深夜，他就开车送我回去，第二天早上又来接我。老刘看见我们，开玩笑说：“你们两个，比夫妻还黏。”叶哥笑着说：“他是我军师。”“军师？那你是什么？”“我是冲在前面的。”老刘摇摇头：“两个疯子。”那年夏天，我们有一次在路上爆胎了。在沿江高速上，开着开着，车身猛地一沉。他稳住方向盘，慢慢靠边停下，下车一看，右后轮瘪了。“没事，有备胎。”他从后备箱里翻出千斤顶和扳手，蹲下来换胎。七月的阳光很毒，路面烫得能煎鸡蛋。他蹲在那儿，汗从额头上滴下来，滴在柏油路面上，滋的一声就干了。我蹲下来帮他。他说：“你帮我看着后面，别让车撞了。”我站起来，走到车后面，看着那些飞驰而过的车。一辆一辆，带着风声过去。高速上的车都很快，快得看不清车牌。他换了大概二十分钟。换好之后，把工具收好，拍拍手上的灰，说：“走吧。”上车之后，空调开了很久才凉下来。他从手套箱里拿出一瓶水，喝了一大口，递给我。我没接，他又喝了一口。“叶哥，”我说，“你就不怕吗？”“怕什么？”“怕这个牌子做不起来。怕赔钱。怕这么多努力白费。”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怕。但怕也得做。不做，就永远停在原地了。做了，哪怕不成，也不后悔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你知道吗，我们周宁人有一句话——‘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。’天注定的那三分，我们管不了。但七分打拼，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口气。”车窗外，阳光照在高速公路上，路面白花花的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他开着车，稳稳的，不快不慢。八那年秋天，品牌的第一批产品出来了。衬塑复合管，从南通那家工厂生产出来的，管壁上印着“恒君”的LOGO，深蓝色的字，很醒目。叶哥把那批管子摆在店门口最显眼的位置，自己站在旁边看了很久。“好看吗？”他问我。“好看。”“我也觉得好看。”他拿起一根管子，用袖子擦了擦，放在手里掂了掂。那根管子不重，但他拿着它的样子，像是在拿一件很贵重的东西。“你知道吗，”他说，“我做了这么多年管道，这是第一次有自己的牌子。印着自己的名字，卖出去的东西。这种感觉……不一样。”他站在店门口，夕阳照在他身上，把影子拉得很长。那批管子在他身后，一排一排的，深蓝色的LOGO在光里发亮。九星市场的那些街巷在他周围，那些堆满建材的铺面、那些跑来跑去的叉车、那些忙忙碌碌的人。他也是那些人中的一个。但不一样了。他有自己的牌子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他店里喝酒。还是白酒，还是两个杯子。他喝了很多，话也多了。他说他刚来上海的时候，身上只有几百块钱，睡过火车站，吃过一块钱一包的方便面。他说他第一次去工地送货，搬了一整天管子，回来的时候手都在抖，筷子都拿不稳。他说他第一年过年没回去，一个人在店里，听着窗外的鞭炮声，哭了。“但我不后悔，”他说，“一点都不后悔。你看现在，有自己的店，有自己的牌子，有你这样的兄弟。够了。”他举起酒杯，对着我晃了晃。我也举起来，碰了一下。玻璃杯发出轻轻的声响，和窗外的夜声混在一起。“敬你。”“敬你。”他喝了那杯酒，放下杯子，靠在椅背上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，落在他脸上，他的眼睛亮亮的。“你说，”他忽然问，“我算不算混出来了？”“算。”“那以后呢？”“以后的路还长。”“对，还长。但不怕。有你呢。”那天晚上他又喝多了。我扶他到后面的小房间，他倒在床上，嘟囔了一句什么，就睡着了。我关了灯，走出来，站在店门口。九星路的夜很静，路灯亮着，香樟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。远处有车经过，声音远远的。我回头看了一眼他的店。那些管子还在，那个LOGO还在，那盏灯还亮着。九那年冬天，叶哥把他的面包车换了。不是新车，是一辆二手的商务车，空间大，跑长途舒服。他把旧面包车上的东西一样一样搬过来——样品、目录、工具箱、那箱永远喝不完的矿泉水。搬完之后，他坐在驾驶座上，拍了拍方向盘，说：“这车好，能跑更远的地方。”“去哪儿？”“明年去更远的地方。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。把我们的管子卖到更多的地方去。”他说“我们的管子”的时候，很自然。好像这个牌子不只是他的，也是我的。那天他送我回去，车停在九星路口。我下车的时候，他叫住我。“明年，”他说，“你真的可以考虑过来了。我这儿需要你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不是客套。我是认真的。”“我也是认真的。”他点点头：“好。那我等你。”我关上车门，看着他的车慢慢开远。尾灯在九星路的尽头闪了两下，然后拐弯，不见了。那年上海的冬天不算冷。九星路上的香樟树还是绿的，只是绿得有些深了。我站在路口，看着那条街，那些灯，那些远远近近的光。想起那些走过的路——南通、张家港、玉环，那些工厂、市场、旅馆，那些深夜的讨论和白天的奔波。想起那个LOGO，那批管子，那个站在店门口看了很久的人。想起他说的话——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。想起他说——不怕，有你呢。我在那条路上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，上楼。
第十七章 漕宝路一九星建材市场在漕宝路以南，从九星路骑车过去，不到十分钟。那几年，上海人装修买建材，没有不知道九星的。地板、瓷砖、卫浴、灯具、五金、管道，你要什么，那里就有什么。整个市场大得像一个镇，一条一条的街，一排一排的店铺，钢架棚顶，遮得住雨，遮不住夏天的热和冬天的冷。叉车在过道里穿来穿去，发出倒车的滴滴声，拉货的三轮车跑得飞快，车上的管子、板材堆得老高，晃晃悠悠的，像随时会翻。我第一次去九星市场，是刚搬到九星路不久。骑进去才发现，这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找不着北。那些街巷绕来绕去——星东路、星西路、星北路、星南路、星风路、星火街、星北东街——名字都带个“星”字，绕得人头晕。我在那些街巷里转了很久，最后在一家管道批发店的门口停下来。门口堆着成捆的镀锌管、铸铁管、沟槽管件，码得整整齐齐。一个年轻人正蹲在地上清点货单，穿着一件沾了灰的夹克，手上有黑印子，是搬管子留下的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：“找什么？”“插线板。”他指了指斜对面：“五金店在那边。”我谢了他，准备走，他忽然说：“福建的？”我愣了一下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站起来，拍拍手上的灰，笑了：“听口音。我也是福建的。宁德的。”他姓叶，比我大一岁，周宁人。在这市场里开了三年店，做管道批发——镀锌管、铸铁管、玛钢管件、沟槽管件、消防管件，工地上用的那些东西。店铺不大，两间门面打通，货架塞得满满当当，地上堆着各种型号的管子，长的短的，粗的细的。门口停着一辆面包车，白色的，车身上印着他的店名和手机号，字很大，从马路对面就能看清。“你住哪？”“九星路上，骑过来十分钟。”“一个人？”“一个人。”他点点头，没再问。从口袋里掏出烟，递我一根。我说不抽。他自己点上，吸了一口，说：“晚上一起吃饭？”二那天晚上，他带我去漕宝路上的一家福建菜馆。门面不大，里面摆了七八张桌子，坐满了人。老板是宁德周宁的，服务员是福安的，厨房里传出来的声音，是闽东腔——那种尾音往上翘的、外人听不太懂的话。叶哥跟老板打了个招呼，老板认得他，笑着喊：“小叶来啦！老位置给你留着。”我们在靠墙的位置坐下。他点了几道菜——海蛎煎、红烧杂鱼、炒米粉、酸菜猪肚汤。菜上来的时候，他给我夹了一块海蛎煎：“尝尝，正宗不？”我咬了一口。是那个味。壳煎得焦脆，海蛎嫩嫩的，蘸着甜辣酱，一口下去，满嘴都是海的味道。“正宗。”我说。“这家店开了好几年了，”他说，“老板也是周宁的。以前在老家开过小炒店，后来来上海，别的事不会，就干老本行。刚开始生意不好，后来这条街上做建材的福建人越来越多，都来这儿吃，慢慢就好了。”我问他：“这市场里，福建人多吗？”他笑了：“多。多到你走两步就能听到老家话。宁德的多，周宁的尤其多。你知道周宁吗？”“知道。宁德上面的那个山区县。”“对，就是那个地方。山多，地少，种不出什么东西。我们那儿的人，出来闯的早。八几年就有人来上海了，做钢材、做管道、做建材。一个带一个，一家带一家，慢慢就多了。现在你在九星市场里喊一声‘老叶’，至少有五个人回头——卖管道的叶，卖五金的叶，卖瓷砖的叶，卖灯具的叶，都是周宁的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很淡，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。但我听得出来，那里面有一种东西——不是骄傲，也不是无奈，是那种“就是这样”的笃定。三那几年，上海正在大兴土木。浦东开发的热潮还没退，浦西的老城区也在翻新，郊区的工业园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。每一条新修的马路下面，都埋着管道——排水管、供水管、燃气管、消防管。每一栋新盖的楼里面，都走着管线——电线管、穿线管、空调管、通风管。那些管子，在墙里面，在地底下，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，撑起这座城市的呼吸和脉搏。叶哥做的，就是这些管子。他不是最早来上海的那批周宁人。最早的那批，是八十年代末来的。那时候周宁人背着一袋行李、一袋梦想，坐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到上海，从零开始。他们在真如、在杨家桥、在曹杨路一带落脚，做钢材、做管道、做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。叶哥是1998年来的。跟着村里的老乡，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，到上海的时候是凌晨四点。天还没亮，火车站外面下着小雨，他站在广场上，看着那些霓虹灯和那些高楼，心里想：这就是上海了。他先在老乡的店里帮忙，搬货、送货、跟车。干了两年，攒了点钱，又借了一些，在九星市场租了个铺面，开始单干。做管道批发——镀锌管、铸铁管、沟槽管件、消防管件。刚开始什么都不懂，型号分不清，客户不会谈，供应商不信任。第一年，亏了。第二年，平了。第三年，开始赚了。“周宁人做生意，靠的不是聪明，是肯吃苦。”有一次他喝了点酒，跟我说起这些。“我们那个地方，山多，地少，种田养不活自己。只能出来闯。出来了，就不能回去。回去了，丢人。”他说“丢人”的时候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四叶哥很忙。每天早上六点，他就在店里了。卸货、点货、理货——那些镀锌管一根一根地码好，沟槽管件一箱一箱地归类，玛钢接头按型号分门别类。八点市场开门，客户就来了。装修公司的人、包工头、水电班组的带班，什么人都有。他招呼客户，报价，开单，收钱，发货。中午在店里吃个盒饭，或者去那家福建菜馆吃一碗米粉。下午继续，一直到晚上七八点才关门。他的面包车后面永远塞满了管子——六米的镀锌管从车尾伸出来，绑着红布条，开起来晃晃悠悠的。他在浦东、闵行、松江的工地之间来回跑，一趟一趟地送货。有时候我跟他一起去，坐在副驾驶上，帮他看路、搬货。那些工地有的在浦东的康桥、周浦，有的在闵行的颛桥、吴泾，有的在松江的新桥、九亭。到了地方，我们把管子卸下来，扛到楼上——有时候是六楼，有时候是七楼，没有电梯，就一根一根地往上扛。他扛管子的样子，很利索。把一捆镀锌管扛在肩上，一只手扶着，一只手撑着楼梯扶手，一步一步往上走。步子稳，不快不慢。我跟他后面，扛着另一捆，喘得不行。他回头看我一眼，笑：“你不行啊，当兵的体力呢？”“当兵的时候是五公里越野，不是扛管子。”“差不多。都是负重。你这个是负重训练，免费的。”他的肩膀上，常年有一块淤青，是扛管子磨出来的。他说这是“周宁人的勋章”——每个做管道的周宁人，肩膀上都有这么一块。时间久了，就不疼了。磨出茧了，就不磨了。五有一次，我们去一个工地送货，卸完货，他站在楼顶，看着下面那些正在盖的房子。脚手架、塔吊、钢筋、水泥，还有那些戴着安全帽走来走去的人。远处是闵行的郊区，农田和厂房混在一起，灰蒙蒙的天际线上，有几栋新楼正在长高。“你看这些房子，”他说，“每一栋里面都有我的管子。排水管、供水管、消防管。那些管子在地底下，在墙里面，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。住进来的人，永远不会知道这些管子是谁卖的。但我知道。”他站在那里，风吹着他的夹克和头发。他的眼睛眯着，看着那些正在长高的楼，像在看自己的庄稼。“我们周宁人，”他说，“做的都是这种活儿。管道、钢材、水泥、瓷砖——都是埋在里面的东西。别人看不见，但少了不行。就像我们这些人，在上海，不起眼，但少了也不行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很淡，但我听得出来，那不是抱怨。那是一种——怎么说呢——一种知道自己是谁、在做什么的踏实。六叶哥隔天就来接我出去。有时候去酒吧，有时候去唱歌，有时候去周边转一转。他说：“你天天一个人待在屋里，不闷吗？出来走走。”我本来想说不闷，但想了想，还是跟他去了。他喜欢去衡山路。不是那种闹腾的酒吧，是那种安安静静的，有乐队驻唱的那种。他不太会喝酒，每次就点一瓶科罗娜，插一瓣柠檬，慢慢喝。他不听爵士，听不懂英文歌，但他喜欢那个氛围。“坐在这里，觉得自己像电影里的人。”他说。“你本来就是。”“我是卖管子的。”“卖管子的也是电影里的人。”他想了想，笑了：“也是。周宁人在上海的故事，拍出来，比电影还好看。”有一次，他带我去了一家新开的酒吧，在淮海路上。那天人很多，乐队唱的是摇滚，声音很大，震得耳朵疼。他喝了几杯，有点上头，拉着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，我有时候想，如果不来上海，我会是什么样？”“什么样？”“在老家，开个小店，卖卖建材。每天看店，喝茶，打麻将。周末带小孩去河边玩。日子过得慢，但踏实。”“那你后悔来上海吗？”他想了想，摇摇头：“不后悔。来了，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不来，就永远不知道。”那天晚上他喝多了，我开他的面包车送他回去。他的店后面隔了一小间，放着单人床、衣柜、小冰箱。床上铺着军绿色的床单，叠得整整齐齐——这是他在部队养的习惯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当过兵，在南京军区，比我早几年。他倒在床上就睡着了，连鞋都没脱。我帮他把鞋脱了，盖上被子，关了灯。走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他侧躺着，脸朝着墙，缩成一团。那个姿势，像一个小孩。很多年前，他从周宁那个山沟沟里出来，也是这个姿势，在绿皮火车的硬座上，缩着，晃着，一夜一夜地睡不着。七九星市场里，周宁人是一个传说。有人说，在上海做管道建材的，十个里面至少有七个是周宁人。他们从闽东那个山区县出发，穿过千山万水，来到这座巨大的城市，在那些不起眼的铺面里，在那些堆满管子的仓库里，扎下根来。一个带一个，一家带一家。哥哥来了，把弟弟带出来；弟弟站稳了，把堂兄弟带出来；堂兄弟干好了，把村里的发小带出来。几年下来，一条街上全是周宁人，说的全是周宁话，吃的全是周宁菜。叶哥说，周宁人做管道，是有传统的。八几年的时候，第一批周宁人来上海，在真如、杨家桥一带做钢材生意。那时候钢材市场火爆，周宁人赚了第一桶金。后来钢材市场饱和了，他们就转做管道——镀锌管、铸铁管、消防管、燃气管，什么管子都做。再后来，管道也做大了，就开始做批发、做代理、做整个华东地区的总经销。“周宁人做生意，靠的不是聪明，是抱团。”叶哥说，“你缺钱，老乡借给你。你缺客户，老乡介绍给你。你缺货，老乡匀给你。你不懂，老乡教你。你亏了，老乡拉你一把。在外面，能帮你的，就是同乡。”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说有一个周宁老乡，刚来上海的时候，身上只有几百块钱。在九星市场租了个铺面，没钱进货，几个老乡凑了十几万借给他。后来他做起来了，不但还了钱，还帮了更多的人。现在他是市场上最大的管道批发商之一，仓库面积有一万多平方米。“这就是周宁人，”叶哥说，“你帮我，我帮你。大家一起赚钱，一起活下去。”八那年秋天，叶哥接了一个大单子。一个开发商的项目，在浦东，几栋高层住宅，需要大量的镀锌管和沟槽管件。他忙得脚不沾地，天天往浦东跑。有时候半夜还在对货单，对完了，发一条消息给我：“睡了没？”我说：“没。”他说：“出来吃宵夜。”我们常去的那家大排档，在漕宝路和虹莘路的路口，支着几张塑料桌子和红色的塑料凳。他点一盘炒螺蛳、一盘花生、两瓶啤酒。吃着喝着，他忽然说：“你知道周宁是什么样的吗？”“山，很多山。”“对，山。到处都是山。我们那个村子，在山沟沟里，四面都是山。从村子走到镇上，要翻一座山，走一个多小时。小时候上学，天不亮就起来，走山路，走到学校天就亮了。冬天的时候，山风刮在脸上，像刀子。”他喝了一口啤酒，继续说：“我爸也是做管道的。不是卖，是安装。在工地上，埋管子、接管子。他干了三十年，手上全是茧子。他跟我说，你以后别干这个，太苦了。去读书，考出去，别回来。”“你没读书？”“读了。读到高中，读不进去了。不是不聪明，是坐不住。我想出来闯。我爸不同意，但我妈支持。她跟我说，出去闯闯也好，不行就回来。后来我就来了上海。”“你妈现在还在老家？”“在。我爸也在。他们不愿意来上海，说住不惯。我每年过年回去，住几天，给他们带点东西。每次走的时候，我妈都送我到村口，站很久。我不敢回头，怕回头就不想走了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很轻。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，他的眼睛亮亮的，不知道是灯光还是别的什么。那天晚上，他喝了很多。走的时候，我扶着他，他靠着我的肩膀，嘴里嘟囔着什么。我听清了，他说的是周宁话，我听不太懂，但有一个词我听明白了——“转厝”。回家。九那年快过年的时候，叶哥问我：“今年回不回去？”“不回了。”“我也不回了。今年生意忙，走不开。一起过年吧。”“好。”大年三十那天，他关了店，买了菜，在我那儿做年夜饭。他不会做饭，但硬要露一手。炒了一个青菜，糊了。烧了一条鱼，碎了。他看着那盘碎鱼，笑着说：“算了，还是你来吧。”我接过锅，把剩下的菜做了。番茄炒蛋、清蒸鲈鱼、蒜蓉空心菜、酸菜猪肚汤。两个人，四个菜，一个汤，一瓶白酒。桌子是折叠桌，平时靠着墙，那天打开了，铺了一张一次性桌布，红色的，上面印着福字。电视里放着春晚。赵本山在演小品，观众在笑。我们喝着酒，吃着菜，看着电视。窗外的鞭炮声远远近近，噼里啪啦的。他喝了几杯，脸红了，靠在椅背上。“这是我在上海过的第六个年。”他说。“六个？”“前五个，都是一个人。今年不是了。”他举起酒杯，对着我晃了晃。我也举起来，碰了一下。玻璃杯发出轻轻的声响，和窗外的鞭炮声混在一起。“敬你。”“敬你。”他喝了那杯酒，放下杯子，看着窗外。窗外有烟花升起来，啪的一声，亮了，然后暗了。“你知不知道，”他忽然说，“我们周宁人有一个说法。在上海做管道的周宁人，加起来连起来的管子，可以从上海铺到周宁。”“真的假的？”“假的。但意思是真的。我们这些人，就像那些管子，一根一根连起来，从上海一直连到老家。你看不见它，但它在那里。水在里面流，从这头到那头。”我看着他。他的脸被电视的光照着，一半亮一半暗。“你什么时候回周宁？”我问。“不知道。也许再过几年。也许不回去了。习惯了这里，回不去了。”他说“回不去了”的时候，声音很轻，像是说给自己听的。那天晚上他喝多了，睡在我的地铺上。我关了灯，躺在床上，听着他的鼾声。窗外的鞭炮声渐渐小了，电视里开始倒计时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新的一年了。我闭上眼，想起漕宝路，想起九星市场，想起那些周宁人的店。想起叶哥说的那些管子——镀锌管、铸铁管、沟槽管件，那些埋在墙里面、地底下的东西。那些看不见的、撑起一座城市的东西。我们也是。看不见，但都在。窗外的天快亮了。远处有鞭炮声，零零星星的，像最后的鼓点。我翻了个身，睡了。十很多年后，我离开上海，回到福建。偶尔翻到那张在九星市场拍的照片——叶哥站在他的店门口，背后是成捆的镀锌管，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，手上有黑印子，眯着眼笑。照片背面没有写字。那时候不流行写日期，也没人会想到，有些瞬间需要特别标记。我拿起手机，翻到他的号码。想打，又放下了。有些话，不用说了。那些管子还在，那条路还在，那些人还在。在漕宝路以南，在九星市场的那些街巷里，在那些堆满管子的铺面后面，在那些亮到深夜的灯光下面。他们还在。像那些管子一样，一根一根连起来，从上海到周宁，从这座城市到那座山。看不见，但一直在。
第十六章 别人秋天一那年秋天来得很慢。九月的上海，还拖着夏天的尾巴。九星路上的香樟树还是绿的，只是绿得有些倦了，叶子边缘开始泛黄，像旧照片的边角。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，落在路面上，一块一块的，亮得晃眼。顾老头的修车摊还在老位置，他坐在小马扎上，靠着墙，眯着眼打盹。有风的时候，那些叶子沙沙响，像在翻一本很旧的书。我在窗前坐了很久，看着楼下那条街，看着那些慢慢变黄的叶子，忽然想起很多事。那些事像河底的石头，水退了，就露出来了。二想起1998年。那一年我还在部队。南京郊区的营区，四周是农田和矮山。夏天的时候，稻田里的青蛙叫到半夜，吵得人睡不着。冬天的时候，风从山坳里灌进来，刺骨的冷。训练很苦，五公里越野，单双杠，四百米障碍，一天下来，浑身像散了架。但晚上是最难熬的。不是累，是空。那种空，是身体被填满了之后，心里反而空出来的地方。那一年，连队买了一台电脑。奔II的，三百兆赫，内存三十二兆，硬盘四G。现在看来是古董，但在那时候，是宝贝。放在连部，锁着，只有指导员和文书能用。我们这些兵，只能远远看着。后来文书跟我关系不错，偷偷让我用。每天晚上熄灯以后，我就溜进连部，打开那台电脑，屏幕亮起来，Windows 98的桌面，绿色的草地，蓝色的天，像一扇窗户，通向另一个世界。那一年，我第一次上了联众世界。拨号上网，猫吱吱叫了半天，终于连上了。注册了一个账号，名字随便起的，叫“南方兵”。进了四国军棋的房间，看见那些桌子，那些人，那些花花绿绿的头像。有人在下棋，有人在旁观，有人在聊天。我坐在一张空桌子旁边，等了一会儿，来了一个人，又来了一个人，又来了一个人。四个人，坐下，开始。四国军棋，两个人一伙，对面的是战友，旁边的是敌人。工兵挖地雷，炸弹炸司令，军旗扛到最后。规则简单，但变化很多。你不知道对面那个人的想法，你不知道他是在帮你还是在害你。你只能从他的走法里猜，从那些落子的节奏里判断。那是我第一次在网上下棋。对手不知道你是谁，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不知道你穿着迷彩服，坐在连部的电脑前，手边放着没喝完的茶，窗外是黑黢黢的营区，远处有哨兵在走。你只是一个ID，一串字符，一个在棋盘上移动鼠标的人。但那个人是你，是另一个你。那个你不用站军姿，不用跑五公里，不用喊口令。那个你只需要想，这一步该怎么走。后来我迷上了四国军棋。每天晚上熄灯以后，就去连部，拨号上网，进联众，找桌子，坐下。有时候赢，有时候输。赢了高兴，输了不服气，再来一盘。有一次下到凌晨三点，对手是个老手，走法很稳，每一步都想很久。我跟他下了三盘，输了两盘，赢了一盘。最后他说，你学得快。我说，谢谢。他说，你是新手吧？我说，是。他说，新手下成这样，不错。那盘棋我记了很久。不是因为赢了，是因为那个人的话。他说“你学得快”。在那个年代，在那个营区里，在那个除了训练就是站岗的日子里，这句话像一束光，照进来，告诉我，你不是只会跑步和打枪，你还能做别的事。三那一年，我还用了一个东西，叫ICQ。一个绿色的小花，在任务栏里一闪一闪的。那是聊天软件，以色列人做的，世界上第一个。号码是七位的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加了几个人，不知道是谁，从哪里来，做什么的。只看见他们的名字，和那些忽明忽暗的头像。有一个头像经常亮着。名字叫“阿杰”，香港人，那时候香港刚回归不久，他在网上说话很小心，后来熟了，就不小心了。他说他喜欢打游戏，喜欢看漫画，喜欢Beyond。他说他最大的梦想是组一个乐队，像Beyond那样。我说我在部队，他说，当兵好，当兵很酷。我说，不酷，很累。他说，累也是酷。有一次他发给我一首歌，MP3的，下了很久。Beyond的《海阔天空》，粤语的，我听不懂，但听得进去。那种旋律，那种声音，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，穿过那些山，那些田，那些铁丝网，落在连部的电脑里。我听了两遍。然后关了，因为有人来了。后来ICQ不能用了。不是坏了，是有了新的东西。那个绿色的花，慢慢暗了，灭了，像一盏灯，熄了。四后来有了OICQ。那时候它还叫OICQ，不叫QQ。我注册了一个号，五位的，后来丢了，又注册了一个，六位的，也丢了，再后来是七位的，一直用到现在。头像是一个瘦瘦的男生，蓝衣服，短头发，和我有点像。签名档写了一句什么，忘了。加的第一个人是谁，不记得了。也许是一个陌生人，也许是一个战友，也许是谁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那个小小的窗口，可以打字，可以发送，可以收到。那些字从你的键盘上出去，穿过电话线，穿过那些交换机，那些路由器，那些看不见的线，到了另一个人的屏幕上。那个人在另一个城市，另一个房间，另一盏灯下面。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你在一个地方，你的字在另一个地方。你不是你，你是那些字。那些字比你还像你，因为你说不出口的话，可以打出来。你不敢面对的人，可以在屏幕后面面对。后来OICQ改名了，叫QQ。加了很多人，也删了很多人。有些头像亮了又暗了，暗了就再也没亮过。有些人，聊过几次，就再也没说过话。有些人，聊了很久，最后也散了。那些聊天记录，存在那个以你号码命名的文件夹里，二进制，零和一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但都在。五那一年，我还玩了一个游戏，叫《最终幻想》。不是最新的那一代，是以前的，用模拟器在电脑上玩。画面是像素的，方块的人，方块的世界，但那些故事，不是方块的。主角叫克劳德，一个雇佣兵，拿着大刀，骑着一辆很破的摩托车。他失去了记忆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。他一直在找，找那些失去的东西，找那些忘记的事。最后找到了，但找到的时候，发现那些东西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他在找。那是我第一次被一个游戏打动。不是因为它好玩，是因为它说了些什么。那些像素拼出来的画面，那些MIDI音乐，那些翻译得不太通顺的中文字幕——它们合在一起，成了一个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你可以是另一个人，可以走另一条路，可以有另一种结局。我每天晚上在连部玩一会儿，一个多小时，然后关机，回宿舍，睡觉。躺在床上，脑子里还是那些像素，那些音乐，那些对话。克劳德说，我不记得了。有人说，不记得也没关系，你还在。你还在，就够了。那时候我不太懂。后来懂了。六很多年过去了。那些东西，联众，ICQ，OICQ，最终幻想，都留在了九十年代。联众还在吗？不知道。ICQ早就没了。OICQ变成了QQ，变成了一只企鹅，变成了一个帝国。最终幻想出到了第十五代，画面不再是像素的，是高清的，是3D的，是电影一样的。克劳德也老了，在最新的电影里，他骑着那辆破摩托车，穿过那些高楼，那些废墟，那些不属于他的城市。而我，从部队出来了，从福安到上海，从钦州南路到九星路。从那个在连部偷偷上网的兵，变成了在外企写代码的人。从四国军棋到RPC漏洞，从ICQ到wnmax，从最终幻想到那些IP地址。那些东西，看起来毫无关联。但它们连在一起，像一条河。上游是像素，是拨号音，是绿色的小花。下游是代码，是十六进制，是那些深夜里亮着的屏幕。上游的人，不知道下游的事。但下游的人，记得上游。七那年秋天，我开始学PHP。不是公司要求的，是自己想学的。ASP用了一年多，够用，但不够好。微软的东西，总是在它的圈子里转，出了那个圈子，就不好使了。PHP不一样，它是开源的，是自由的，是可以在任何服务器上跑的。Alan以前说过，微软做软件，像宜家家具，看着好看，但一碰就散。PHP像什么？像自己打的家具，丑，但结实。我在虬江路淘了一本PHP的书，老外的，翻译过来的，厚厚一本，封面上有一条鱼。每天晚上回来，翻开书，一边看一边写代码。那台电脑开着，Apache跑着，MySQL转着。写一个页面，保存，刷新，看结果。不对，再看书，改代码，再保存，再刷新。那些代码和以前写的不一样。以前写ASP，是写逻辑，写功能，写那些看不见的东西。PHP也是写逻辑，但它还让你写页面，写那些看得见的东西。HTML，CSS，JavaScript，那些东西混在一起，在浏览器里变成一个样子。那个样子，是你写的。你可以让它变红，变蓝，变大，变小。你可以让它动起来，跳起来，飞起来。前端和后端，是两个世界。后端是地基，是墙，是那些看不见但撑起一切的东西。前端是窗户，是门，是那些让别人看到的东西。以前我只做后端，只挖地基，只砌墙。现在我开始学做窗户了。那些夜晚，我的电脑屏幕上同时开着好几个窗口。一个写代码，一个看效果，一个查文档，还有一个是赵东发来的消息。他问我，在干嘛？我说，学东西。他说，学什么？我说，做网页。他说，你做网页干嘛？我说，不知道，就是想学。他说，你什么都想学。我说，是。他说，学得过来吗？我说，学不过来也要学。不学，就停在原地了。他发了一个笑脸，说，你这个人，永远在动。不是永远在动。是怕停下来。停下来，就不知道干什么了。停下来，就会想起那些不该想的事。停下来，就会看见时间在走，而你没有。八那年秋天，我开始写自己的第一个网站。不是公司的项目，是自己的。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，一个留言板，或者一个相册，或者什么都行。只是想写，想从头到尾做一个完整的东西。前端自己画，后端自己写，数据库自己设计。从无到有，从零到一。那些夜晚，九星路很安静。楼下偶尔有人走过，脚步声轻轻的，很快就没了。远处有地铁的声音，闷闷的，从地底下传上来。胆机开着，放的是Miles Davis的《Kind of Blue》。小号的声音冷冷的，脆脆的，像秋天的风，穿过那些树叶，那些窗户，那些还没关紧的门。我坐在电脑前，写着那些代码。PHP的标签，<?php ... ?>，像一扇扇门，打开，关上，打开，关上。里面是逻辑，是判断，是循环。如果这样，就那样。如果那样，就这样。世界在代码里，是确定的，是可以预测的。不像外面那个世界，很多事情，没有如果，也没有就。写到一半，卡住了。一个变量传不过去，不知道哪里错了。翻书，查文档，试了几种方法，都不行。靠在椅子上，看着屏幕，发了一会儿呆。窗外的风大了一些，香樟树的叶子沙沙响，像在说什么。忽然想到一个办法。改了改代码，保存，刷新。页面出来了。那个瞬间，和当年在连部赢了一盘四国军棋一样。不是高兴，是踏实。那种“我可以”的踏实。那天晚上，我写到很晚。写完一个模块，测试了一下，没问题。关了电脑，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。胆机还亮着，橙黄色的光，落在桌上，落在那本PHP书上，落在那把吉他上。窗外，九星路睡着了。那些香樟树，那些路灯，那些停得歪歪扭扭的自行车，都在风里，安静地待着。远处偶尔有车过，声音很远，像另一个世界的呼吸。我闭上眼，想起很多事。想起1998年，想起联众，想起ICQ，想起最终幻想。想起克劳德骑着那辆破摩托车，穿过那些不属于他的城市。想起那些像素，那些MIDI音乐，那些翻译得不太通顺的中文字幕。想起那个绿色的花，在任务栏里一闪一闪的。想起那个七位的ICQ号码，和那些再也没亮过的头像。想起那个叫“阿杰”的香港人。他后来组乐队了吗？不知道。他还在弹吉他吗？不知道。他还会想起那个在部队里和他聊天的兵吗？也许不会了。但那些东西，都在。在那些旧硬盘里，在那些备份里，在记忆的某个角落。像那些IP地址，那些代码，那些wnmax开头的文件。你不再打开它们了，但你知道，它们在那里。它们在那里，像河底的石头，水退了，就露出来了。九那年深秋，我做完了那个网站。很小的一个东西，一个相册，放我在上海拍的那些照片。七宝的桥，人民广场的鸽子，钦州南路的梧桐树，九星路的香樟树。还有一张，是在外滩拍的，那年除夕，一个人站在江边，对岸的东方明珠还没完全建好。照片糊糊的，像素不高，但那个夜晚，清清楚楚。我把它放在网上，买了一个域名，几块钱，一年。页面上写着几个字：上海往事。没有人看。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它在那里。像一个门牌，像一块碑，写着：我来过，我做过，我记得。那年秋天，别人的秋天。有人在收庄稼，有人在落叶，有人在告别。我在九星路，写着代码，听着爵士，想着那些九十年代的事。那些事，像窗外的风，穿过香樟树，穿过那些还没关紧的门，落在我面前。
上海往事：第十五章 开往春天的火车
第十五章 开往春天的火车一那年春节过完，我从老家回上海。长途大巴，十几个小时。我买的最后一排，靠着窗户。车开的时候，天还没全亮，路两边的山黑黢黢的，一个一个往后退。车上放着一部港片，声音开得很大，打打杀杀的。我塞上耳机，听着Bill Evans，看着窗外那些慢慢亮起来的天。到上海的时候，是第二天早上。虹桥车站里人挤人，都是过完年回来的人。拖着行李箱，背着包，脸上带着赶路的疲惫和回来的决心。我跟着人群往外走，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、冷冷的气味。上海的冬天还没走完。回到九星路，打开门，屋里和走之前一样。胆机安静地立在桌上，电子管冷冷的，没有那圈橙黄色的光。书架上的书还是那个顺序，技术书和文学书混在一起，各占一半。那把吉他还靠在桌边，弦没松，还是赵东走之前调的那个音。我放下包，没开胆机，打开了电脑。二那台电脑是我年前攒的。机箱是虬江路淘的二手，主板是新的，CPU是赛扬的，内存256兆，硬盘40G。不算好，但够用。系统装的是Windows 2000，不是XP。Alan以前说过，2000比XP干净，少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跑代码更顺手。我打开一个文件夹，名字叫“wnmax_arch”，里面全是我们当年研究过的那些东西。135端口，1433端口，445端口，还有一些别的。代码不多，大部分是笔记，txt文件，一行一行，记着那些漏洞的细节、测试的结果、失败的记录和成功的瞬间。Alan的注释写得规规矩矩，英文的，每一条都带着日期。我的注释写在后面，中文的，有时候就几个字——“通了”“没通”“再试”。春节前，我在一个技术论坛上看到了一篇帖子。帖子很短，只有几行字，说的是Windows系统里一个很老的服务，默认是开的，大部分人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，也不会去关它。那个服务的通信机制有问题，你可以构造一个特定的数据包发过去，让它执行你想要的代码。帖子的最后附了一段代码，C语言的，不长，但很精。我看了三遍才看懂它的逻辑。那种感觉，像在七宝老街第一次听到评弹——听不懂，但听得进去。你知道那里面有一种秩序，一种逻辑，一种别人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东西。我存了下来，放在那个文件夹里。三整个二月，我都在研究那段代码。白天在公司写代码，做项目，开会，带人。晚上回来，打开电脑，一行一行地看那段代码。它不是完整的，只是一个片段，一个思路，一个可能性。你需要自己把它补全，自己写那些没有写完的部分，自己测试，自己改。那段代码的核心是一个缓冲区溢出的利用。原理说起来不复杂：你向目标机器发送一个精心构造的数据包，数据包的长度超过了服务程序预留的缓冲区大小，多余的数据就会覆盖掉内存里的其他内容。如果你覆盖得足够精确，你可以让程序跳转到你指定的地址，执行你准备好的代码。但原理和实现之间，隔着很多东西。你需要知道目标系统的内存布局，需要知道函数的返回地址存在哪里，需要知道在覆盖之后怎么让程序不崩溃，需要知道怎么把你想执行的代码塞进那个有限的空间里。每一步都可能错，错了就是崩溃，就是失败，就是从头再来。那些夜晚，我的房间里只有电脑屏幕的光和胆机的橙黄色灯光。两张唱片在轮流放。Bill Evans的《Waltz for Debby》和Miles Davis的《Kind of Blue》。钢琴和小号，一个软，一个冷，交替着，像两条河，一条暖的，一条凉的，在我脑子里汇在一起。调试的过程很慢。写一段代码，编译，运行，看结果。不对，回去看日志，分析原因，改代码，再编译，再运行。一遍一遍，像在黑暗中摸索。你知道那扇门在那里，但不知道门把手在哪。你伸手去摸，摸到的是墙，是空的，是别的什么，不是把手。有时候一个bug要调好几个晚上。有时候你觉得通了，跑一遍，死了。再跑一遍，还是死了。你盯着屏幕上的十六进制数字，看那些地址，那些偏移量，那些堆栈里的数据，一个一个对，一个一个算。算到最后发现，少了一个字节，或者多了一个字节。就差那一个字节。那种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。不是不够聪明，是不够耐心。写代码这件事，到最后拼的不是智力，是耐心。是你愿不愿意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，一遍一遍地摸，直到摸到那个把手。Alan说过，做底层的人，都是有病的人。正常人不会去看那些东西。那些东西在底下，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在那堆数字和地址的深处。但你钻进去了，你就出不来了。不是因为难，是因为你在那个底下，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种秩序。那种秩序是精确的，是逻辑的，是如果你做对了它就一定给你结果的。不像上面那个世界，很多事情没有逻辑，没有原因，没有结果。我理解那种感觉。那些夜晚，我坐在电脑前，屏幕上是一行一行的代码，十六进制的地址，堆栈里的数据。胆机在旁边亮着，电子管的光照在键盘上，橙黄色的，暖暖的。有时候调试到凌晨两三点，困了，就去洗把脸，回来继续。不是不累，是不想停。那种状态，像在拉练的时候，走了几十公里，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，但你停不下来。不是因为前面有什么，是因为你在走。三月的第一个周末，代码通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构造了一个数据包，发到我自己搭建的测试机器上。几秒钟之后，测试机器上弹出了一个命令行窗口。那个窗口不是我自己打开的，是那段代码打开的。它在那台机器上执行了我想要它执行的东西。我盯着那个窗口看了很久。然后我又发了一个，到另一台测试机器上。同样的事情发生了。又发了一个，还是同样的结果。我靠在椅子上，看着屏幕，看着那些跳动的光标。胆机的光落在键盘上，橙黄色的，暖暖的。窗外有车经过，声音远远的。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电脑风扇嗡嗡的声音。那一刻，我没有兴奋。不是不兴奋，是那种兴奋太沉了，沉到心里去，浮不上来。就像那年站在人民广场，等到了那束光，按下了快门。快门的声音很轻，但你知道，那张照片里，有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四那段代码，后来被我用在了很多机器上。不是故意的。或者说，一开始是故意的。你想看看它能跑多远，能跑多深。你把它发出去，它找到那些开着那个服务的机器，把自己送进去，然后在里面打开一个门。那个门很小，小到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但它在那里。那些机器，有的在公司，有的在学校，有的在政府，有的在家里。你不知道它们在哪里，你不知道它们的主人是谁。你只知道它们的IP地址，一串数字，四个点，像坐标，标记着它们在网络上的位置。每一个IP背后，都是一台真实的机器，一个真实的硬盘，一个真实的操作系统。在那个系统里，有一段你的代码在跑。那段代码什么也不做。它只是在那里，静静地，像一个潜伏者。它不破坏任何东西，不读取任何文件，不留任何痕迹。它只是在那里，等你下一次来。Alan以前说过，最高的权限，是你知道你在那里，而别人不知道。我开始记录那些IP。一个一个，记在一个文本文件里。没有名字，没有标签，只有数字。那些数字排在一起，像一条很长很长的路。你不知道它通向哪里，但你一直在走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数了数那些IP。几百个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几千个。再后来，我不数了。它们太多了，多到数不过来。那些机器，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，散落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。它们在工作，在运行，在等待。而我，坐在九星路这间朝南的房间里，对着屏幕，看着那些数字一行一行地增加。那种感觉，像站在高处看一座城市。所有的灯都亮着，所有的窗户都开着。你知道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一个人，但你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你只是看着，看着那些光，一片一片的，连成海。但你不是在看。你是在那里。在那每一盏灯后面，在那每一个窗户里面。你的代码在那里，像一个影子，跟着每一个人，每一台机器，每一个夜晚。五那年春天，赵东回上海待了几天。他来我这儿，还是那把吉他，还是那几首歌。他弹了一首新的，说是给一个广告写的配乐。旋律很短，重复着，像走在一条很长的走廊里，门一扇一扇地过，每一扇都一样，又都不一样。他弹完之后，看见我电脑屏幕上的东西。那些十六进制的数字，那些IP地址，那些代码。他问，这是什么？我说，写代码。他说，什么代码？我说，网络的东西。他没再问。他不懂技术，但他知道我做的事情不是普通的写代码。他看了我一眼，那种眼神，不是好奇，也不是害怕，是那种——他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但他选择不问。他说，你注意身体，别太晚。我说，好。他走了之后，我继续调试。窗外的天快亮了，香樟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。胆机的电子管还亮着，橙黄色的光，和屏幕上那些绿色的字符混在一起。我的手指在键盘上，噼里啪啦，和窗外的风、远处的车声、楼下偶尔的狗叫，混在一起。那些声音，那些光，那些代码，那些IP，都是我的夜晚。那段时间，我开始理解一件事。不是技术上的事，是心里的事。那些代码，那些机器，那些门，它们不是终点。它们是路。是一条一直往下走的路。你走进去，越走越深，越走越远，走到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。在那个地方，只有你，和那些数字。但你不觉得孤独。因为你知道，那些数字的背后，是真实的世界。是那些开着机的电脑，是那些没关的服务，是那些不知道你存在的人。你在他们身边，他们不知道。你在他们的机器里，他们不知道。你在他们的夜晚里，他们不知道。你像一阵风，穿过那些缝隙，那些漏洞，那些没有人注意的角落。你不带走什么，也不留下什么。你只是经过。六四月的时候，那台电脑的硬盘快满了。40G的硬盘，装了很多东西。系统，代码，工具，日志，还有那个文本文件——那些IP地址。那个文件已经很大了，大到打开的时候要等几秒钟。我翻了翻前面的部分，那些最早的IP，那些三月的第一个星期记下来的地址。它们还在那里，安静地躺着，像一条河的源头。我不知道那些机器现在怎么样了。也许还在运行，也许已经关了，也许换了系统，也许被其他人发现了。但那段代码，那段我写了无数个夜晚才调通的代码，还在那里。在那个看不见的地方，在那个没有人注意的角落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论坛上看到一篇帖子。有人提到那个漏洞，说已经被微软修复了。我查了一下，是的，最新的补丁已经堵上了那个口子。新的系统不再有那个问题。那些老的服务，默认是关的。那些门，关上了。我看着那行消息，愣了一会儿。不是难过，也不是遗憾。就是觉得，时间到了。那些机器还在。那些代码还在。那些门，大部分已经关了。但还有一些，那些没打补丁的，那些没人管的，那些还在运行着老系统的——它们还在。它们还在那里，在那座城市的某个角落，在某个机房的某个机柜里，在某个人的桌子底下，嗡嗡地响着，等着。那个文本文件，我后来没有删。也没有再看。它就在硬盘里，和那些wnmax开头的文件放在一起，和那些七宝老街的照片放在一起，和那些Alan发来的邮件放在一起。那些东西，都是那条路上的标记。你知道它们在那里。但你已经走过去了。七那年五月，我收到Alan的一封邮件。他说他在惠灵顿的海边买了一栋小房子，能看到海。他说那边的天空很蓝，晚上能看见很多星星。他说他还在写代码，但不再研究那些端口了。他说，那些日子，过去了。他问我，你还在研究那些吗？我想了很久，回他：还在。但不一样了。他没问我哪里不一样。他大概知道。那些年，我们在那条路上走了很久。从135到1433，从445到那些没有编号的端口。我们在那些数字的深处，找到了一个世界。那个世界是精确的，是逻辑的，是只要你做对了就一定会给你结果的。在那个世界里，你不是一个人。你有Alan，有那些代码，有那些深夜亮着的屏幕。现在那个世界还在。但门少了，路远了，人也散了。但那条路，还在走。八那年夏天，我收到一封邮件。不是Alan发的，是一个陌生的地址。邮件很短，只有一行字：“你的代码，跑在我的机器上。我知道你在我这里。我不介意。我只是想知道，你在找什么？”我看着那行字，很久。窗外，香樟树的叶子在风里晃。胆机的电子管亮着，橙黄色的光。那把吉他还靠在桌边，弦已经松了，没调。我坐在电脑前，手指放在键盘上。想回点什么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最后，我关掉了那封邮件。没有回。有些问题，不需要答案。有些路，不需要终点。你只是走着，像那列开往春天的火车，穿过那些黑的隧道，亮的田野，穿过那些你不知道名字的地方。你不知道它要开到哪里，但你坐在上面，听着铁轨的声音，看着窗外的风景，一个一个地过。那些机器还在。那些代码还在。那些门，有些开着，有些关了。而你在路上。一直在路上。
上海往事：第十四章 我和吉他手赵东（续）
第十四章 我和吉他手赵东（续）一赵东走后的第一个月，九星路安静了很多。不是真的安静。楼下还是有老人遛弯，菜市场还是吵吵嚷嚷，顾老头的自行车摊还是叮叮当当。是那种心里头的安静。少了一个人，少了一扇总是亮着灯的门，少了一把从街角飘上来的吉他声。那把吉他靠在我的桌边，和胆机并排站着。我没怎么弹。不是不想弹，是每次拿起来，手指按上去，那几个和弦就变成《九星路》的样子。C是那条街的弯，G是香樟树的影子，Am是他坐在门口抬头看雨的那个角度。弹着弹着就走神了。那年的秋天来得早。九月底，梧桐树就开始掉叶子。我下班回来，骑车经过漕宝路，轮子压过那些干叶子，嚓嚓响。拐进九星路的时候，习惯性地往那个方向看一眼。灯是黑的。门上贴着一张纸，写着“此房出租”。他的招牌还挂着，“东音琴行”四个字，他写的，歪歪扭扭，但挂在那儿，像还在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楼下碰见老刘。他拎着一袋橘子，说是老家寄来的，分我几个。他往赵东店的方向看了一眼，说，那小伙子走了？我说，走了，去杭州了。他说，可惜了，弹得好。我说，是。他说，你一个人住，闷不闷？我说，习惯了。他点点头，说，习惯就好。习惯也是一种活法。那天晚上回去，我把那把吉他拿起来，试着弹了一遍《九星路》。只有三个和弦，弹不出那个旋律，但节奏是对的。C，G，Am。C，G，Am。像走路，左脚，右脚，左脚。那条路，走了那么多遍，还是那个节奏。赵东说过，慢的时候是在看，快的时候是在走。我弹得慢，是在看。看那些日子，一个一个，从指缝里漏下去。二那年十月，赵东给我发了一条消息。是一段录音，微信上发的，三十几秒。他说，新的版本，你听听。我点开。是他弹的《九星路》，用一把尼龙弦吉他，声音软软的，暖暖的。不像以前那样慢，也不像在Livehouse里那样快。是一个新的速度，不急不缓，像一个人在黄昏里走着，不赶路，也不停下来，就那么走着。旋律改了一些，加了几个音符，少了几个音符，比以前干净。最后几个音落下去的时候，他留了一个很长的尾音，让它在空气里慢慢化掉。然后他说了一句：“这个版本，给你写的。”我听了三遍。然后回他：好听。他回：你还在弹吗？我说：三个和弦，没进步。他发了一个笑脸，说：三个和弦够了。那首曲子，就是三个和弦。我说：你骗人，你那个版本至少用了十几个。他说：底子是三个。多了是装饰。房子装修得再好看，墙还是那几堵。我想了想，回他：那我的墙还在。他说：在就好。那天晚上，我把那段录音又听了一遍。窗外的香樟树在风里晃，路灯的光从树叶间漏下来，一片一片的，落在窗台上。胆机没开，房间里只有手机外放的声音，有点薄，但那个旋律还在。我拿起吉他，试着跟着弹。C到G，G到Am，Am到C。很慢，但他的旋律在上面飘。我跟不上，弹几下就断了，又从头开始。断了再弹，弹了再断。后来不弹了，就那么坐着，听窗外的风，听远处的地铁，听楼下有人关门的声音。那把吉他靠在桌边，弦还松着，没调。三十一月的时候，赵东回了一趟上海。说是有事要办，顺便看看我。他到九星路的时候是下午，我在上班，他就在楼下等着。我回来的时候，看见他坐在顾老头的修车摊旁边，跟顾老头聊天，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。他瘦了一些，头发剪短了，穿一件深蓝色的夹克，看起来很精神。顾老头看见我，说，你家来客人了。赵东站起来，笑了笑，说，回来了。我说，进来坐。上楼的时候，他看了看楼道，说，还是这样。我说，能有什么变化。他说，没变化就好。变化多了，就不认识了。进屋，他看见那把吉他，靠在桌边，和胆机并排。他拿起来，调了调弦，弹了几个音。说，你还弹吗？我说，偶尔。他说，弦松了，要常弹，不弹就松了，松了就不好听了。我说，那你弹一个。他坐下来，抱着那把吉他，弹了一首。不是《九星路》，是一首我没听过的。旋律很轻，像在说一个很长的故事，不着急讲完。音符一个一个出来，慢慢的，像水滴。胆机没开，房间里只有吉他声，干干净净的，从琴弦上直接到耳朵里，没有经过任何东西。弹完，他说，这是我在杭州写的。还没起名字。我说，好听。他说，你知道我写这个的时候想什么吗？想九星路。想这条街，想那些香樟树，想顾老头的自行车摊，想你那台胆机的光。我说，那你应该叫它《九星路2》。他笑了，说，那不行，那是你的名字。他说，每一首曲子都有自己的名字，不能随便起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楼下那家小饭馆吃饭。还是那个位置，还是那几样菜，还是啤酒。他说杭州的事，说工作室接了几个广告，做了一些配乐，收入还行。说杭州的秋天好看，满城的桂花，香得发腻。说那边的朋友不多，有时候一个人弹琴到半夜，弹完了，就一个人坐着，不知道干什么。我说，那你回来。他说，回不来了。店没了，学生散了，再回来，也是从头开始。在杭州，至少有个工作室，有人一起做音乐。一个人弹琴，和几个人一起做音乐，不一样。我说，哪不一样？他说，一个人弹琴，是在跟自己说话。几个人一起做音乐，是在跟别人说话。跟自己说话久了，会忘掉怎么跟别人说。我想了想，说，你跟我不是说得挺好。他看着我，笑了，说，你不一样。你不用说话，你听着就行。我懂他的意思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听。听Bill Evans，听赵东，听Alan讲那些端口，听周师傅说“快了快了”。听父亲问“饿了吧”，听母亲在电话里说“明年回来吃”。听地铁报站，听雨声，听风穿过香樟树。听着，听着，就过来了。那天晚上，他住在我这儿。打地铺，铺了一床被子，躺下来，说了几句话，就睡着了。我关了灯，躺在床上，听着他的呼吸声。窗外的路灯透进来一点光，落在地铺上，他的脸一半亮一半暗。我想起部队的时候，和战友挤在大通铺上，也是这样的呼吸声。那时候觉得日子长，现在觉得日子短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走了。走之前，他把那把吉他的弦调好了，放在桌边。说，常弹。我说，好。他下楼，我站在窗口看着。他走到路口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朝我挥了挥手。然后拐弯，不见了。和以前一样。和很多人一样。但我没站在原地看。我转身，回到屋里，拿起那把吉他，弹了一个C和弦。弦是紧的，音是准的，声音在房间里响了一下，然后慢慢消失。四那年十二月，我开始试着学一首完整的曲子。不是赵东的，是一首老歌，叫《送别》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那首歌很简单，几个和弦就能弹。我在网上找了谱子，打印出来，放在桌上，每天晚上练一点。指法不熟，换和弦的时候还是会断。但慢慢能连起来了，一句一句的，像把断掉的路接上。C到F，F到G，G到C。那条路不长，但走得很慢。有一次弹到一半，忽然想起父亲。他会不会弹琴？不知道。他会不会唱歌？小时候听过他哼几句，不成调，哼完就忘了。但他听过戏，听过闽剧，听过那些我听不懂的唱词。他也有他的音乐，只是我没问过。那天晚上，我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。她说，这么晚还不睡？我说，刚忙完。她说，别太累。我说，知道了。沉默了一下，我说，妈，爸以前喜欢听什么？她愣了一下，说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说，没什么，就是想起来。她说，他喜欢听戏，闽剧，还有那种老歌，邓丽君的。我说，哦。她说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说，没什么，就是想起来。挂了电话，我把那把吉他放下，坐在胆机前面，放了一张唱片。不是Bill Evans，是邓丽君的，我在虬江路淘的，一直没怎么听。那声音从电子管里流出来，软软的，甜甜的，像很多年前，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那种声音。父亲听过这个。在那个我不知道的年代，在那个我不知道的地方，他听过这些歌。他也有过年轻的时候，有过一个人听音乐的晚上，有过一些说不出口的心事。只是我不知道。那天晚上，我弹了很久的《送别》。C到F，F到G，G到C。一遍一遍，直到手指疼了，停下来。窗外有风，香樟树的叶子沙沙响。远处有地铁的声音，闷闷的，从地底下传上来。那些声音混在一起，像一首曲子。五那年除夕，我又没回福安。母亲说，忙就别回来了，过了年再说。我说好。挂了电话，我下楼买了点菜，一个人在厨房里做。鱼，鸡，青菜。还是那几样。蒸鱼的时候，我记着母亲的话，只蒸了十分钟。端出来，尝了一口，嫩了。比去年好。一个人坐在桌前，看着窗外的天慢慢暗下去。鞭炮声开始响，零零星星的，然后越来越密。电视里放着春晚，热闹得很。我吃着饭，喝着啤酒，听着那些声音。吃到一半，手机响了。是赵东。他说，过年好。我说，过年好。他说，你在哪？我说，在家。他说，一个人？我说，一个人。他说，我也一个人。杭州的朋友都回家了，工作室关了几天，就我一个人在。我说，那你回来。他说，来不及了，明天再说。沉默了一下，他说，你弹吉他了吗？我说，弹了，《送别》。他说，好曲子。长亭外，古道边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李叔同写这首词的时候，也在想一个人。不知道是谁，但肯定有一个人。我说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，没有那个人，写不出这样的东西。那些音符，那些字，都是从一个人身上长出来的。你听懂了，就是那个人还在。我没说话。窗外的鞭炮声噼里啪啦的，把他的声音盖住了一些。但我听清了。他说，你那边好吵。我说，过年嘛。他说，对，过年。他说，明年吧，明年我回来，我们一起过年。我说，好。挂了电话，我把那盘鱼吃完了。嫩了，比去年好。也许是因为蒸的时间对了，也许不是。晚上，我坐在胆机前面，放上那张Bill Evans的唱片。电子管亮着，橙黄色的光，暖暖的。音乐流出来，钢琴，贝斯，鼓。那些音符在房间里飘，和窗外的鞭炮声混在一起。我拿起吉他，试着跟着弹。C到G，G到Am。跟不上，他的钢琴太快了，我的手太慢了。但没关系。弹不跟得上，都在。他弹他的，我弹我的，声音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哪。窗外的鞭炮声渐渐小了。电视里的春晚还在继续，主持人说着倒计时。十，九，八，七……我放下吉他，走到窗前。远处有烟花升起来，啪的一声，亮了，然后暗了。又一朵，又亮了。那些光落在香樟树上，一闪一闪的。新的一年了。六那年的春天来得早。二月还没过完，香樟树就开始冒新芽。嫩绿的，一小片一小片，在光秃秃的枝丫上，像刚学会弹的第一个和弦，生涩，但活生生的。赵东说，春天来的时候，会回来一趟。他没说来干什么，我也没问。回来就行。我开始收拾屋子。擦了胆机上的灰，整理了书架上的书，把那把吉他擦了一遍。弦还是他上次调的那个音，没松，准的。我弹了一个C和弦，声音在房间里响了很久。窗外的九星路，和往常一样。老刘在楼下遛弯，顾老头的自行车摊叮叮当当，菜市场门口有人在排队。那些声音混在一起，像一首曲子，不需要名字，不需要歌词，就那么响着，一天又一天。那台胆机还亮着。那些唱片还转着。那把吉他还靠在桌边。那条路还在。赵东说过，房子装修得再好看，墙还是那几堵。九星路的墙没变过，灰扑扑的，掉着皮，但还在。我的墙也没变过，那些日子，那些人，那些声音，一块砖一块砖地垒起来，不高，但结实。我在那条路上走了几年了？记不清了。只知道还在走。不快，也不停。像他的曲子。像那些和弦。像那条路本身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窗前坐着，忽然听见楼下有人弹吉他。是那种很轻的声音，从风里飘上来的，模模糊糊的。我探出头去看，是顾老头的修车摊旁边，坐着一个人，抱着吉他，低着头，在弹什么。看不清是谁，但那旋律我认得。是《九星路》。不是赵东弹的，是别人。也许是这条街上的某个人，也许只是路过的人。但那旋律是对的，那些音符是对的，那个速度是对的。我站在窗前听了很久。那个人弹完，站起来，走了。消失在九星路的尽头。那条路还在。那些音符还在。那些日子，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