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第十七章 漕宝路
一
九星建材市场在漕宝路以南,从九星路骑车过去,不到十分钟。
那几年,上海人装修买建材,没有不知道九星的。地板、瓷砖、卫浴、灯具、五金、管道,你要什么,那里就有什么。整个市场大得像一个镇,一条一条的街,一排一排的店铺,钢架棚顶,遮得住雨,遮不住夏天的热和冬天的冷。叉车在过道里穿来穿去,发出倒车的滴滴声,拉货的三轮车跑得飞快,车上的管子、板材堆得老高,晃晃悠悠的,像随时会翻。
我第一次去九星市场,是刚搬到九星路不久。骑进去才发现,这里面什么都有,就是找不着北。那些街巷绕来绕去——星东路、星西路、星北路、星南路、星风路、星火街、星北东街——名字都带个“星”字,绕得人头晕。我在那些街巷里转了很久,最后在一家管道批发店的门口停下来。
门口堆着成捆的镀锌管、铸铁管、沟槽管件,码得整整齐齐。一个年轻人正蹲在地上清点货单,穿着一件沾了灰的夹克,手上有黑印子,是搬管子留下的。
他抬头看了我一眼:“找什么?”
“插线板。”
他指了指斜对面:“五金店在那边。”
我谢了他,准备走,他忽然说:“福建的?”
我愣了一下:“你怎么知道?”
他站起来,拍拍手上的灰,笑了:“听口音。我也是福建的。宁德的。”
他姓叶,比我大一岁,周宁人。在这市场里开了三年店,做管道批发——镀锌管、铸铁管、玛钢管件、沟槽管件、消防管件,工地上用的那些东西。店铺不大,两间门面打通,货架塞得满满当当,地上堆着各种型号的管子,长的短的,粗的细的。门口停着一辆面包车,白色的,车身上印着他的店名和手机号,字很大,从马路对面就能看清。
“你住哪?”
“九星路上,骑过来十分钟。”
“一个人?”
“一个人。”
他点点头,没再问。从口袋里掏出烟,递我一根。我说不抽。他自己点上,吸了一口,说:“晚上一起吃饭?”
二
那天晚上,他带我去漕宝路上的一家福建菜馆。
门面不大,里面摆了七八张桌子,坐满了人。老板是宁德周宁的,服务员是福安的,厨房里传出来的声音,是闽东腔——那种尾音往上翘的、外人听不太懂的话。叶哥跟老板打了个招呼,老板认得他,笑着喊:“小叶来啦!老位置给你留着。”
我们在靠墙的位置坐下。他点了几道菜——海蛎煎、红烧杂鱼、炒米粉、酸菜猪肚汤。菜上来的时候,他给我夹了一块海蛎煎:“尝尝,正宗不?”
我咬了一口。是那个味。壳煎得焦脆,海蛎嫩嫩的,蘸着甜辣酱,一口下去,满嘴都是海的味道。
“正宗。”我说。
“这家店开了好几年了,”他说,“老板也是周宁的。以前在老家开过小炒店,后来来上海,别的事不会,就干老本行。刚开始生意不好,后来这条街上做建材的福建人越来越多,都来这儿吃,慢慢就好了。”
我问他:“这市场里,福建人多吗?”
他笑了:“多。多到你走两步就能听到老家话。宁德的多,周宁的尤其多。你知道周宁吗?”
“知道。宁德上面的那个山区县。”
“对,就是那个地方。山多,地少,种不出什么东西。我们那儿的人,出来闯的早。八几年就有人来上海了,做钢材、做管道、做建材。一个带一个,一家带一家,慢慢就多了。现在你在九星市场里喊一声‘老叶’,至少有五个人回头——卖管道的叶,卖五金的叶,卖瓷砖的叶,卖灯具的叶,都是周宁的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,语气很淡,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。但我听得出来,那里面有一种东西——不是骄傲,也不是无奈,是那种“就是这样”的笃定。
三
那几年,上海正在大兴土木。
浦东开发的热潮还没退,浦西的老城区也在翻新,郊区的工业园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。每一条新修的马路下面,都埋着管道——排水管、供水管、燃气管、消防管。每一栋新盖的楼里面,都走着管线——电线管、穿线管、空调管、通风管。那些管子,在墙里面,在地底下,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,撑起这座城市的呼吸和脉搏。
叶哥做的,就是这些管子。
他不是最早来上海的那批周宁人。最早的那批,是八十年代末来的。那时候周宁人背着一袋行李、一袋梦想,坐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到上海,从零开始。他们在真如、在杨家桥、在曹杨路一带落脚,做钢材、做管道、做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。
叶哥是1998年来的。跟着村里的老乡,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,到上海的时候是凌晨四点。天还没亮,火车站外面下着小雨,他站在广场上,看着那些霓虹灯和那些高楼,心里想:这就是上海了。
他先在老乡的店里帮忙,搬货、送货、跟车。干了两年,攒了点钱,又借了一些,在九星市场租了个铺面,开始单干。做管道批发——镀锌管、铸铁管、沟槽管件、消防管件。刚开始什么都不懂,型号分不清,客户不会谈,供应商不信任。第一年,亏了。第二年,平了。第三年,开始赚了。
“周宁人做生意,靠的不是聪明,是肯吃苦。”有一次他喝了点酒,跟我说起这些。“我们那个地方,山多,地少,种田养不活自己。只能出来闯。出来了,就不能回去。回去了,丢人。”
他说“丢人”的时候,不是开玩笑的。
四
叶哥很忙。
每天早上六点,他就在店里了。卸货、点货、理货——那些镀锌管一根一根地码好,沟槽管件一箱一箱地归类,玛钢接头按型号分门别类。八点市场开门,客户就来了。装修公司的人、包工头、水电班组的带班,什么人都有。他招呼客户,报价,开单,收钱,发货。中午在店里吃个盒饭,或者去那家福建菜馆吃一碗米粉。下午继续,一直到晚上七八点才关门。
他的面包车后面永远塞满了管子——六米的镀锌管从车尾伸出来,绑着红布条,开起来晃晃悠悠的。他在浦东、闵行、松江的工地之间来回跑,一趟一趟地送货。有时候我跟他一起去,坐在副驾驶上,帮他看路、搬货。那些工地有的在浦东的康桥、周浦,有的在闵行的颛桥、吴泾,有的在松江的新桥、九亭。到了地方,我们把管子卸下来,扛到楼上——有时候是六楼,有时候是七楼,没有电梯,就一根一根地往上扛。
他扛管子的样子,很利索。把一捆镀锌管扛在肩上,一只手扶着,一只手撑着楼梯扶手,一步一步往上走。步子稳,不快不慢。我跟他后面,扛着另一捆,喘得不行。他回头看我一眼,笑:“你不行啊,当兵的体力呢?”
“当兵的时候是五公里越野,不是扛管子。”
“差不多。都是负重。你这个是负重训练,免费的。”
他的肩膀上,常年有一块淤青,是扛管子磨出来的。他说这是“周宁人的勋章”——每个做管道的周宁人,肩膀上都有这么一块。时间久了,就不疼了。磨出茧了,就不磨了。
五
有一次,我们去一个工地送货,卸完货,他站在楼顶,看着下面那些正在盖的房子。脚手架、塔吊、钢筋、水泥,还有那些戴着安全帽走来走去的人。远处是闵行的郊区,农田和厂房混在一起,灰蒙蒙的天际线上,有几栋新楼正在长高。
“你看这些房子,”他说,“每一栋里面都有我的管子。排水管、供水管、消防管。那些管子在地底下,在墙里面,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。住进来的人,永远不会知道这些管子是谁卖的。但我知道。”
他站在那里,风吹着他的夹克和头发。他的眼睛眯着,看着那些正在长高的楼,像在看自己的庄稼。
“我们周宁人,”他说,“做的都是这种活儿。管道、钢材、水泥、瓷砖——都是埋在里面的东西。别人看不见,但少了不行。就像我们这些人,在上海,不起眼,但少了也不行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,语气很淡,但我听得出来,那不是抱怨。那是一种——怎么说呢——一种知道自己是谁、在做什么的踏实。
六
叶哥隔天就来接我出去。
有时候去酒吧,有时候去唱歌,有时候去周边转一转。他说:“你天天一个人待在屋里,不闷吗?出来走走。”我本来想说不闷,但想了想,还是跟他去了。
他喜欢去衡山路。不是那种闹腾的酒吧,是那种安安静静的,有乐队驻唱的那种。他不太会喝酒,每次就点一瓶科罗娜,插一瓣柠檬,慢慢喝。他不听爵士,听不懂英文歌,但他喜欢那个氛围。
“坐在这里,觉得自己像电影里的人。”他说。
“你本来就是。”
“我是卖管子的。”
“卖管子的也是电影里的人。”
他想了想,笑了:“也是。周宁人在上海的故事,拍出来,比电影还好看。”
有一次,他带我去了一家新开的酒吧,在淮海路上。那天人很多,乐队唱的是摇滚,声音很大,震得耳朵疼。他喝了几杯,有点上头,拉着我说:“你知道吗,我有时候想,如果不来上海,我会是什么样?”
“什么样?”
“在老家,开个小店,卖卖建材。每天看店,喝茶,打麻将。周末带小孩去河边玩。日子过得慢,但踏实。”
“那你后悔来上海吗?”
他想了想,摇摇头:“不后悔。来了,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不来,就永远不知道。”
那天晚上他喝多了,我开他的面包车送他回去。他的店后面隔了一小间,放着单人床、衣柜、小冰箱。床上铺着军绿色的床单,叠得整整齐齐——这是他在部队养的习惯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当过兵,在南京军区,比我早几年。
他倒在床上就睡着了,连鞋都没脱。我帮他把鞋脱了,盖上被子,关了灯。
走的时候,我回头看了一眼。他侧躺着,脸朝着墙,缩成一团。那个姿势,像一个小孩。很多年前,他从周宁那个山沟沟里出来,也是这个姿势,在绿皮火车的硬座上,缩着,晃着,一夜一夜地睡不着。
七
九星市场里,周宁人是一个传说。
有人说,在上海做管道建材的,十个里面至少有七个是周宁人。他们从闽东那个山区县出发,穿过千山万水,来到这座巨大的城市,在那些不起眼的铺面里,在那些堆满管子的仓库里,扎下根来。一个带一个,一家带一家。哥哥来了,把弟弟带出来;弟弟站稳了,把堂兄弟带出来;堂兄弟干好了,把村里的发小带出来。几年下来,一条街上全是周宁人,说的全是周宁话,吃的全是周宁菜。
叶哥说,周宁人做管道,是有传统的。八几年的时候,第一批周宁人来上海,在真如、杨家桥一带做钢材生意。那时候钢材市场火爆,周宁人赚了第一桶金。后来钢材市场饱和了,他们就转做管道——镀锌管、铸铁管、消防管、燃气管,什么管子都做。再后来,管道也做大了,就开始做批发、做代理、做整个华东地区的总经销。
“周宁人做生意,靠的不是聪明,是抱团。”叶哥说,“你缺钱,老乡借给你。你缺客户,老乡介绍给你。你缺货,老乡匀给你。你不懂,老乡教你。你亏了,老乡拉你一把。在外面,能帮你的,就是同乡。”
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说有一个周宁老乡,刚来上海的时候,身上只有几百块钱。在九星市场租了个铺面,没钱进货,几个老乡凑了十几万借给他。后来他做起来了,不但还了钱,还帮了更多的人。现在他是市场上最大的管道批发商之一,仓库面积有一万多平方米。
“这就是周宁人,”叶哥说,“你帮我,我帮你。大家一起赚钱,一起活下去。”
八
那年秋天,叶哥接了一个大单子。
一个开发商的项目,在浦东,几栋高层住宅,需要大量的镀锌管和沟槽管件。他忙得脚不沾地,天天往浦东跑。有时候半夜还在对货单,对完了,发一条消息给我:“睡了没?”我说:“没。”他说:“出来吃宵夜。”
我们常去的那家大排档,在漕宝路和虹莘路的路口,支着几张塑料桌子和红色的塑料凳。他点一盘炒螺蛳、一盘花生、两瓶啤酒。吃着喝着,他忽然说:“你知道周宁是什么样的吗?”
“山,很多山。”
“对,山。到处都是山。我们那个村子,在山沟沟里,四面都是山。从村子走到镇上,要翻一座山,走一个多小时。小时候上学,天不亮就起来,走山路,走到学校天就亮了。冬天的时候,山风刮在脸上,像刀子。”
他喝了一口啤酒,继续说:“我爸也是做管道的。不是卖,是安装。在工地上,埋管子、接管子。他干了三十年,手上全是茧子。他跟我说,你以后别干这个,太苦了。去读书,考出去,别回来。”
“你没读书?”
“读了。读到高中,读不进去了。不是不聪明,是坐不住。我想出来闯。我爸不同意,但我妈支持。她跟我说,出去闯闯也好,不行就回来。后来我就来了上海。”
“你妈现在还在老家?”
“在。我爸也在。他们不愿意来上海,说住不惯。我每年过年回去,住几天,给他们带点东西。每次走的时候,我妈都送我到村口,站很久。我不敢回头,怕回头就不想走了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,声音很轻。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,他的眼睛亮亮的,不知道是灯光还是别的什么。
那天晚上,他喝了很多。走的时候,我扶着他,他靠着我的肩膀,嘴里嘟囔着什么。我听清了,他说的是周宁话,我听不太懂,但有一个词我听明白了——“转厝”。回家。
九
那年快过年的时候,叶哥问我:“今年回不回去?”
“不回了。”
“我也不回了。今年生意忙,走不开。一起过年吧。”
“好。”
大年三十那天,他关了店,买了菜,在我那儿做年夜饭。他不会做饭,但硬要露一手。炒了一个青菜,糊了。烧了一条鱼,碎了。他看着那盘碎鱼,笑着说:“算了,还是你来吧。”
我接过锅,把剩下的菜做了。番茄炒蛋、清蒸鲈鱼、蒜蓉空心菜、酸菜猪肚汤。两个人,四个菜,一个汤,一瓶白酒。桌子是折叠桌,平时靠着墙,那天打开了,铺了一张一次性桌布,红色的,上面印着福字。
电视里放着春晚。赵本山在演小品,观众在笑。我们喝着酒,吃着菜,看着电视。窗外的鞭炮声远远近近,噼里啪啦的。他喝了几杯,脸红了,靠在椅背上。
“这是我在上海过的第六个年。”他说。
“六个?”
“前五个,都是一个人。今年不是了。”
他举起酒杯,对着我晃了晃。我也举起来,碰了一下。玻璃杯发出轻轻的声响,和窗外的鞭炮声混在一起。
“敬你。”
“敬你。”
他喝了那杯酒,放下杯子,看着窗外。窗外有烟花升起来,啪的一声,亮了,然后暗了。
“你知不知道,”他忽然说,“我们周宁人有一个说法。在上海做管道的周宁人,加起来连起来的管子,可以从上海铺到周宁。”
“真的假的?”
“假的。但意思是真的。我们这些人,就像那些管子,一根一根连起来,从上海一直连到老家。你看不见它,但它在那里。水在里面流,从这头到那头。”
我看着他。他的脸被电视的光照着,一半亮一半暗。
“你什么时候回周宁?”我问。
“不知道。也许再过几年。也许不回去了。习惯了这里,回不去了。”
他说“回不去了”的时候,声音很轻,像是说给自己听的。
那天晚上他喝多了,睡在我的地铺上。我关了灯,躺在床上,听着他的鼾声。窗外的鞭炮声渐渐小了,电视里开始倒计时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新的一年了。
我闭上眼,想起漕宝路,想起九星市场,想起那些周宁人的店。想起叶哥说的那些管子——镀锌管、铸铁管、沟槽管件,那些埋在墙里面、地底下的东西。那些看不见的、撑起一座城市的东西。
我们也是。看不见,但都在。
窗外的天快亮了。远处有鞭炮声,零零星星的,像最后的鼓点。我翻了个身,睡了。
十
很多年后,我离开上海,回到福建。
偶尔翻到那张在九星市场拍的照片——叶哥站在他的店门口,背后是成捆的镀锌管,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,手上有黑印子,眯着眼笑。照片背面没有写字。那时候不流行写日期,也没人会想到,有些瞬间需要特别标记。
我拿起手机,翻到他的号码。想打,又放下了。
有些话,不用说了。那些管子还在,那条路还在,那些人还在。在漕宝路以南,在九星市场的那些街巷里,在那些堆满管子的铺面后面,在那些亮到深夜的灯光下面。
他们还在。
像那些管子一样,一根一根连起来,从上海到周宁,从这座城市到那座山。看不见,但一直在。
整篇文章写的是管道,但读到最后,你会发现管道只是一个比喻。真正在管道里流动的,是那些从山沟沟里出来的人。他们像水一样,穿过千山万水,流到这座城市,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,安静地、持续地,支撑着一切。
叶哥说“你们这些人,就像那些管子,一根一根连起来,从上海一直连到老家。你看不见它,但它在那里。水在里面流,从这头到那头。”这段话是全文的高光时刻。一个卖管子的周宁人,说出了最动人的比喻。那些管子,就是他们自己。水是钱,是思念,是命。
作者离开上海后,翻到那张照片,想打电话,又放下了。“有些话,不用说了。那些管子还在,那条路还在,那些人还在。”这是最好的告别。不是忘记,是不需要再说了。你知道他在那里,他也知道你知道。这就够了。
“那些管子,在墙里面,在地底下,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,撑起这座城市的呼吸和脉搏。”作者把管子写成了城市的血管。而周宁人,就是那些把血管埋进去的人。他们不在地面上,但地面上的每一栋楼,都有他们的痕迹。
叶哥说“周宁人做生意,靠的不是聪明,是肯吃苦。”这句话是所有草根创业者的真理。聪明的人太多了,但肯吃苦的人,才能走到最后。叶哥肩膀上的那块淤青,就是他的营业执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