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下这句话的时候,我停顿了一下。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——叫故乡,显得太重,像一枚别在胸口的徽章,时刻提醒你要记得它;叫老家,又太轻,轻得像一件压在箱底的旧衣服,只有换季时才会偶然翻出来。还是叫它小镇吧。叫小镇,它就在那里,不远不近,刚好能让我看见它的模样。小镇很小。小到自行车十分钟就能从东头骑到西头,小到谁家炒什么菜,半个镇子都能闻到香味,小到学校的上课铃一响,全镇的人都知道——该起床上班了,该回家做饭了,该收被子了。小镇只有一条主街,我们叫它“街上”。街两旁种的是法国梧桐,夏天的时候,树叶在头顶合拢成一条绿色的隧道。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,在地上印出大大小小的光斑,骑车经过的时候,那些光斑就在身上跳来跳去,像兜了一身的碎金子。街的尽头是那条河,河不宽,水也不深,但足够我们在里面摸鱼、打水仗、把裤腿弄湿了不敢回家。河边的石阶被磨得发亮,那是我妈年轻时洗衣服的地方,也是我奶奶年轻时洗衣服的地方。石阶不说话,但它记得每一个蹲在那里的人。小镇很小,但什么都有。有供销社,柜台后面摆着糖罐子,里面的水果糖用玻璃纸包着,在阳光下亮晶晶的。卖糖的阿姨永远板着脸,但每次看见我们这些小孩,还...

看到“回忆那年花开”这几个字,仿佛有一阵温热的风吹过来,带着青草被暴晒后的气息。既然是男士的回忆,我想那份怀念里,应该少一点惆怅,多一点阳光穿过树叶时落在地上的光斑——明明暗暗的,有些刺眼,却让人忍不住想多看几眼。其实已经不记得那具体是哪一年了。只记得那个夏天特别漫长,漫长到让人以为所有的日子都会那样,永远充满蝉鸣、汗味和自行车链条转动时发出的哗啦声。那时的我们,真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放学后不回家,三五个人躺在学校后面的草坡上,看云彩被晚霞烧成灰烬。身下的草有些扎人,但没人介意。旁边有一排不知道谁种的石榴树,花开得正疯,红彤彤的,像一团团烧着的火苗。花瓣有时会飘下来,落在我们汗津津的胳膊上,我们就随手一弹,继续争论刚才球场上的那个球到底有没有出界。我记得老周,那个总爱吹牛的家伙。他摘了一朵石榴花叼在嘴里,翘着二郎腿,说将来要开一辆红色的跑车,带全班去海边。我们笑他,说他的跑车怕是两个轮子的。他也不恼,眯着眼看着天,花瓣把他的嘴唇染得红红的,像偷擦了女同学的胭脂。小磊则安静得多,他总是在旁边摆弄他那台破收音机,试图搜到香港的流行歌,收音机里滋滋啦啦的电流声,混着蝉鸣,成了那个...

——读马洛伊·山多尔《烛烬》这句被我反复咀嚼的话,出自马洛伊·山多尔的《草叶集》,一部薄薄的散文集。但当我试图寻找这句箴言在小说中的化身时,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了《烛烬》上。原因很简单:在这部不到十二万字的长篇里,马洛伊塑造了一个也许是文学史上最动人的孤独者形象——那位在庄园里独坐四十一年的将军,亨里克。故事骨架简单得近乎古典:两位挚友,亨里克与康拉德,年轻时因一场狩猎中的“未遂谋杀”而决裂。康拉德不辞而别,远走异国。四十一后,垂垂老矣的康拉德归来,两位老人在烛光下彻夜长谈。在这漫长的夜里,亨里克终于有机会说出积压半生的追问:那一天,在森林里,你是否真的想杀我?你和我的妻子克里斯蒂娜之间,究竟发生了什么?但马洛伊的野心远不止于一个三角情仇。他用这个夜晚,拷问了友情与背叛的边界,拷问了阶层与人性的幽微,更拷问了时间的本质。当亨里克说“你在我心里杀死了什么,毁掉了我的生活,但你始终都是我的朋友……我们现在也是,而且永远都会是朋友”时,你感受到的不是原谅,而是一种超越恩怨的、近乎悲悯的领悟。而这一切领悟的代价,是四十一年的孤独。这便是我将那句名言与《烛烬》联结的原因——“一个真正无畏的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