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换工作了。
说起来也巧。以前公司那个老周介绍的，说他有个朋友在外企，缺个懂技术的。问我有没有兴趣。我说，什么公司？他说，做通信的，美国公司，在港汇那边。
港汇。那两个字让我愣了一下。
来上海三年，每天从港汇下面走过，从没进去过。那巨大的弧形门廊，那亮得能照见人影的大理石地面，那些穿着正装进进出出的人——好像和我隔着什么。我说不出那是什么。不是一个世界？还不够资格？也许都有。
但那天，我进去了。
面试在二十一楼。电梯快得让人耳朵发嗡，门一开，是一个很大的前厅，白色的墙，灰色的沙发，接待台后面坐着一个女孩，笑着问我找谁。我说了名字，她打个电话，然后说，稍等，有人来接你。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窗外的徐家汇。那些我走过无数遍的街，那些我挤过无数遍的路口，从二十一楼看下去，忽然变得很小。车像玩具一样在爬，人像蚂蚁一样在动。原来这就是从上面看下来的样子。
后来我拿到了offer。职位叫系统工程师，工资比以前翻了一倍还多。入职那天，人事带我办手续，签一堆英文文件，我签得手心出汗。然后领门禁卡，领电脑，领一个印着我名字的铭牌。铭牌是金属的，沉甸甸，上面有公司的Logo，还有我的照片。
工位靠窗，正对着港汇的屋顶。窗外是徐家汇的天际线，那些楼，那些广告牌，那些永远在动的车流。第一天坐在那儿，总觉得不真实。好像还在做梦，梦里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。
中午吃饭，同事带我下楼，去美罗城。他们说那边有家店，咖喱不错。我跟着走，穿过那些亮着灯的走廊，经过那些以前从不敢进去的店，最后在一家小小的咖喱屋坐下。同事点餐，用英文和侍者说话。我低头看菜单，上面也有英文，密密麻麻的，看不太懂。最后点了个和他们一样的。
咖喱端上来，黄黄的，香香的，配着米饭。我吃着，听着他们聊天，聊项目，聊客户，聊周末去哪玩。没怎么说话，但心里想，这就是外企了。
后来慢慢习惯了。
每天从钦州南路坐一号线，到徐家汇下，从地铁站直接穿到港汇，不用出地面。那是我以前没发现的路。以前都是从地面走，从地铁口出来，过天桥，再下去。后来发现，地下全是通的。太平洋百货，东方商厦，港汇，美罗城——整个徐家汇的地下，是一个巨大的迷宫。你在里面走，永远不用担心日晒雨淋。
我开始理解为什么那些人看起来不一样了。不是因为他们有钱，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里。那个世界有空调，有地毯，有永远干净的厕所，有门禁卡才能进的电梯。那个世界和外面，隔着几道门，几层楼，还有那沉甸甸的金属铭牌。
但我没忘记自己是从哪来的。
周末还是去虬江路，淘旧货，淘唱片。那台佳能IXUS II还在用，拍的照片越来越多，存在电脑里，分类，命名，偶尔翻出来看。有一张是刚搬到新住处时拍的——后来我换了个地方，还是在钦州南路，但不再是那间朝北的小屋。新房间朝南，有阳光，下午的时候，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床上，落在桌上，落在那对音箱上。
那对音箱还在用。后来重新做了一对，比第一对好很多，声音更干净，低音更沉。但第一对没扔，放在角落里，落着灰。舍不得扔。那是自己做的第一对，锯木板锯到手起泡，焊线焊到眼睛疼，最后终于出声的那一刻，差点哭出来。
那种感觉，和后来拿到外企offer的那一刻，不太一样。一个是终于，一个是忽然。终于的东西，是你一直想要的；忽然的东西，是你没想到会有的。
那年五月，公司组织足球赛。
报名的时候，我犹豫了一下。后来还是报了。部队时候踢过，后卫，不怎么跑得动，但站位还行。同事说，看不出啊，你还会踢球。我说，会一点点。
比赛在周末，一个学校的操场。天气很好，太阳晒着，草皮有点干。我们穿蓝色背心，对方穿红色。裁判是公司一个老外，英国来的，吹哨很认真，跑得比球员还快。
那场我踢满全场。没进球，但防住了对方几次进攻。结束的时候，浑身汗透，坐在场边喝水。同事过来，拍拍我，说，可以啊，下次还叫你。
我点点头，拧开瓶盖，喝水。阳光晒在脸上，热热的。操场边上有几棵树，叶子在风里晃。忽然想起部队的时候，也这样踢过球。那时候的战友，现在不知道在哪。有的回老家了，有的去了别的城市，有的还在部队。很少联系了。
后来加了公司足球队的群。每周都约球，有时周末，有时下班后。我尽量都去，能踢就踢，踢不动就看着。看着他们在场上跑，喊，笑，骂，忽然觉得，这就是生活。
六月的时候，部门聚餐。
选在港汇上面的一家餐厅，叫什么名字忘了，只记得落地窗很大，能看到整个徐家汇的夜景。那些霓虹灯，那些车流，那些亮着灯的写字楼——从上面看下去，和站在路边看，完全不一样。站在路边看，你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从上面看下去，你是一个观众。
那天喝了一点酒，不多，但有点上头。靠窗坐着，看着外面的灯火，忽然想起刚来上海那年，除夕夜去外滩，一个人站在江边，看着对岸发呆。那时候拿着那台IXUS II，拍了一堆糊糊的照片。现在那台相机还在，但用得少了。手机拍照越来越方便，虽然像素还是低，但揣在兜里，随时能掏出来。
那天聚餐结束，没马上回去。一个人在徐家汇走了走。从港汇走到太平洋，从天桥走到地铁口。那些我走过无数遍的地方，那天晚上，忽然觉得很陌生。不是不认识了，是看的角度变了。
站在天桥上，看着下面车来车往。那些车灯，红的，黄的，连成一条光带，慢慢流动。风吹过来，热热的，带着城市特有的味道——尾气，油烟，还有一点潮湿。
我掏出手机，对着下面拍了一张。像素不高，糊糊的，和那年除夕的外滩一样。但我还是存着，后来导进电脑，和那些老照片放一起。
文件夹名字叫“上海”。
那年夏天，我买了第一台黑胶唱机。
二手市场淘的，Technics的，成色还行，八百块。老板说，这机子老了，但声音好。我试了试，确实好。那种暖，那种厚，和CD不一样。
但黑胶不好买，也贵。每次去虬江路，都看看，偶尔买一张。那时候唱片行少，卖黑胶的更少。福州路有一家，但贵。后来找到一家在音乐学院附近，门脸很小，老板是个老头，戴着眼镜，说话慢吞吞的。他的唱片多，便宜的也有，几十块一张，品相一般，但能听。
那老头问我，年轻人，怎么听起黑胶来了？
我说，喜欢。
他点点头，说，喜欢就好。现在没多少人听了。
我说，我知道。
他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什么。
后来常去，每次去都待很久，翻那些唱片，一张一张看。老头也不催，就在柜台后面坐着，看书，听收音机。收音机里放的是古典，小声的，轻轻的。
有一次，我在那儿找到一张Bill Evans的《Waltz for Debby》。黑胶，头版，品相很好。老头说，这张贵。我问多少。他说，一百五。我咬了咬牙，买了。
回去放上听，那声音从那对自制的音箱里出来，钢琴，贝斯，鼓，还有那些细碎的杂音——唱针划过唱片的声音，嘶嘶的，暖暖的。我靠在床头，听着，忽然觉得，这就是我要的。
后来那张唱片听了很多遍。每一遍都有新的东西。贝斯的拨弦，钢琴的踏板，鼓刷划过鼓面的沙沙声。那些细节，以前听CD时从来没注意过。黑胶让你慢下来，让你听进去，让你待在那个声音里，不想出来。
那年秋天，公司有个项目，需要去北京出差。
第一次去北京。坐飞机，两个小时。从窗口看下去，云层下面，是华北平原，一块一块的田，整整齐齐，像格子布。快到北京的时候，能看到山，灰蒙蒙的，连绵不断。
出差三天，没怎么逛。白天在客户那边，晚上回酒店，累得不想动。最后一天，早结束了一会儿，去了趟王府井。走在街上，看着那些招牌，那些人群，忽然想起上海。南京路也是这样，人多，灯亮，店挨着店。但不一样。说不清哪里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
在一个唱片店门口停下来，进去看了看。黑胶不多，CD为主。挑了几张，结账的时候，老板问，外地来的？我说，上海来的。他说，上海好啊，我去过，外滩漂亮。我说，北京也好，有胡同。他笑了，说，胡同快拆没了。
回到上海，已经是晚上。从虹桥出来，坐车回去，经过徐家汇，那些灯火，那些楼，忽然觉得，回来了。
那台佳能相机后来坏了。快门按下去没反应，修也修不好。换了一台新的，还是佳能，还是二手，型号新一点，像素高一点。但那些老照片还在，在硬盘里，在备份里，在那台旧电脑里。
有一张，是那年春天在七宝拍的。桥，河，老房子，还有那个茶馆门口晒太阳的老人。那天阳光很好，照得人脸亮亮的。我站在桥上，看着那些老房子，忽然想起穆阳。想起那条河，那座桥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。
后来再去七宝，那条街变了很多。人多了，店多了，茶馆门口排起了队。我没再上去。
但那张照片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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