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往事：第十三章 《我和吉他手赵东》

一

认识赵东，是因为一场雨。

那年夏天，上海连着下了半个月的雨。不是那种痛快的暴雨，是黏黏糊糊的梅雨，下下停停，停停下下，空气里拧得出水来。九星路那间屋子的墙上开始返潮，摸着湿湿的，像出汗。我那台胆机开着的时候，电子管的热度能把周围一小片空气烤干，但离开那圈光，到处都是潮的。

那天傍晚，我从公司出来，走到徐家汇地铁站的时候，雨又下起来了。我没带伞，站在天桥下面等了一会儿，雨不见小。算了，淋着走。

从徐家汇到九星路，骑车要二十分钟。我骑到漕宝路的时候，浑身湿透了。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，衣服贴在身上，鞋里咕叽咕叽的。路上没什么人，只有车，一辆一辆开过去，溅起的水花打在腿上，凉的。

拐进九星路的时候，我听见吉他声。

是从路边一家小店门口传出来的。店面不大，门敞着，里面亮着灯，一个男人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，抱着一把木吉他，在弹什么。他弹得很轻，指法很慢，一个音一个音地往外拿，像在试音，又像在想心事。雨声很大，但他的吉他声从雨里钻出来，清清楚楚的。

我停下车，站在雨里听了一会儿。

他抬头看了我一眼。三十出头，瘦，脸窄窄的，头发有点长，耷拉在额前，被雨气打湿了，一缕一缕的。他没说话，继续弹。弹的是老歌，我听过，但叫不出名字。旋律很慢，像在走一条很长的路，不急，也不停。

我站在那儿，浑身湿透，听他把那首曲子弹完。

最后一个音落下去，他抬起头，说，进来坐。

我说，你认识我？

他说，不认识。但你在雨里站了五分钟，就为了听我弹吉他。进来坐，有毛巾。

我把车靠在墙边，走进去。店里很小，墙上挂着几把吉他，地上摆着效果器、音箱、琴弦，乱七八糟的。角落里有一张小桌子，上面放着茶杯和一包没拆封的烟。他递给我一条毛巾，说，擦擦。我接过来，擦了擦头发和脸。

他说，你是这条街上的？我说，三楼，住了大半年了。他说，怪不得，没见过你。我叫赵东。我说，我姓陈。

他说，陈什么？我说，就姓陈。他笑了，说，就姓陈，好，我记住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在他的小店里坐了很久。雨一直没停，我反正湿透了，也不急着走。他泡了茶，是铁观音，香香的，热热的。他说他在这条街上开了三年店，修琴，卖琴，教学生。生意一般，够吃饭。他说他以前在乐队，弹电吉他，后来乐队散了，就一个人弹。

我说，弹什么？

他说，什么都弹。以前弹摇滚，现在弹布鲁斯，弹爵士，偶尔也弹民谣。看你喜欢什么。

我说，我听爵士。

他看了我一眼，说，听爵士的人不多。我说，有一个朋友也这么说。他说，哪个朋友？我说，新西兰的，回国了。他点点头，没再问。

他从墙上取下一把琴，抱在怀里，说，给你弹一首。他弹的是爵士，标准的，和弦走得很舒服，旋律在上面飘，像雨丝。他弹得不快，不炫技，但每个音都很清楚，每个和弦都很有味道。我坐在那把小板凳上，听着，雨声在外面哗哗的，屋里是茶香和吉他声。

弹完，他说，怎么样？

我说，好听。

他说，好听就行。

那天走的时候，雨小了一些。他站在门口，说，有空常来。我说，好。

那是我和赵东的第一次见面。后来我真的常去。

二

赵东的店叫“东音琴行”，名字是他自己起的，用毛笔写了，裱起来挂在墙上。字写得一般，但他不觉得丢人。他说，我自己写的，挂自己的，有什么丢人。

店不大，十几平米，隔成两半。前面是店面，后面是他的住处，一张单人床，一个衣柜，一张桌子，桌上永远放着烟灰缸和没喝完的茶。他在这条街上住了三年，比我在九星路久。他说他来上海比我早，但混得一般，不像我，在外企当经理。

我说，什么经理，就是写代码的。

他说，写代码的也比修琴的强。

我说，你弹得好，修得好，比写代码强。

他笑了，说，你这个人，会说话。

其实不是会说话，是真的觉得他弹得好。每次去，他都弹新的东西给我听。有时候是他在练的曲子，有时候是他自己写的。他的原创不多，但每一首都好听。有一首叫《九星路》，写的就是这条街，那些香樟树，那些老人，那些收摊以后的菜市场。旋律很慢，有点伤感，但又不全是伤感，像一个人在黄昏里散步，看着天一点一点暗下去，心里知道明天还会亮。

我说，你这首好听。

他说，写了好几年了，一直没改好。

我说，不用改，这样就挺好。

他摇摇头，说，还差一点，差一点什么，说不上来。

那个“差一点”，他后来一直没找到。但每次弹，都比上次好一点。有时候多一个音，有时候少一个音，有时候换个和弦，有时候把节奏放慢。那首曲子一直在变，像活的，像那条街，像那些树，长了落，落了长，但永远是那棵。

三

那年秋天，赵东叫我去看他演出。

在一家Livehouse，在虹口，不大，能装百来号人。他说他组了个新乐队，三个人，他弹吉他，一个贝斯手，一个鼓手。贝斯手是女的，姓孙，短发，话少，但弹起来很凶。鼓手是个胖子，姓刘，打鼓的时候嘴里叼着烟，烟灰掉得到处都是。

那天晚上我去了。Livehouse里灯光暗，人不多，稀稀拉拉的。他们上去的时候，赵东看见我，朝我点了点头。然后开始弹。

第一首就是《九星路》。

在台上弹和在店里弹不一样。在店里，他是安静的，收敛的，像一个在跟自己说话的人。在台上，他不一样了。他闭着眼，身体跟着旋律晃，手指在琴颈上跑得飞快。那些音从音箱里出来，重重的，厚实的，把整个房间灌满。贝斯在底下铺着，鼓在上面敲着，他在中间，像一根线，把所有的声音串起来。

《九星路》被他弹得快了一些，没那么伤感了，多了一点力量。像一个人在走路，走得快了，风从耳边过，那些树，那些房子，那些过去的日子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但还在。

弹完，台下鼓掌。不多的人，鼓出挺大的声。

下来以后，他问我，怎么样？

我说，那个“差一点”，找到了？

他愣了一下，想了想，说，找到了。

他说，是速度。慢的时候是在看，快的时候是在走。看和走，不一样。

我说，哪个好？

他说，都好。但今天想走，就走。

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。演出结束后，乐队的人和一些朋友去了隔壁的烧烤店，拼了两张桌子，点了很多串，开了很多啤酒。老孙不说话，但喝得最多，脸红了，还是不说话。老刘叼着烟，讲段子，讲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。赵东坐在我旁边，不怎么说话，但一直在笑。

喝到后来，老孙忽然说，赵东，你那首《九星路》，写的是谁？

赵东愣了一下，说，没写谁，就写那条街。

老孙说，不对，有一个人。

赵东没说话，端起酒杯喝了一口。老刘在旁边使眼色，老孙没看见，还在说，是不是那个——赵东打断她，说，喝酒喝酒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赵东以前有个女朋友，也是弹吉他的，后来去了北京，进了个大乐队，全国巡演，再也没回来。那首《九星路》，写的就是她走以后的日子。那些慢的，那些快的，那些看的，那些走的，都是。

那天晚上回去，我骑车在九星路上，夜很深了，路灯亮着，香樟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。我想起赵东说的话，慢的时候是在看，快的时候是在走。

这些年，我是在看，还是在走？

不知道。但路还在，车还在，人还在。

四

那年冬天，赵东的琴行差点关门。

房东要涨房租，涨一千。赵东说，涨一千我付不起。房东说，那没办法，这条街都涨了。赵东说，我再想想。

那天晚上他来找我，带了一瓶白酒，我们坐在他的小店里，一人一杯。他说，可能得关了。我说，关了去哪？他说，不知道。回老家？或者去北京。他说北京机会多，但人多，他不喜欢人多。我说，上海人也多。他说，上海不一样，上海人多，但每条街都像自己的，北京不是，北京太大了，大得你不知道自己在哪。

我说，那就别走。

他说，不走怎么弄？房租涨了，学生少了，修琴的也少了。现在谁还修琴，坏了就扔，买新的。我说，那你以前乐队那些人呢？他说，都散了。有的改行了，有的回老家了，有的不弹了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搞音乐的，最难的不是弹不好，是弹得好，但没人听。

我没说话。倒了一杯酒，递给他。

他喝了，说，你那个胆机，还好吗？我说，好，天天听。他说，那就好。他说，音乐这东西，做的人少了，但听的人还在，就还有意义。

那天晚上喝到很晚。走的时候，他站在门口，说，我再想想。

后来他没走。找房东谈了几次，降了五百，勉强撑着。他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编曲的活儿，给广告配乐，给短视频配乐，赚的不多，但够补房租。他说，以前看不起这些活儿，觉得掉价。现在不这么想了，能弹就行，弹什么不是弹。

我说，对，弹什么不是弹。

他笑了，说，你这个人，什么都能接住。

我说，在部队练的，什么都能接住。

五

那年春天，赵东带我去了一个地方。

在杨浦，一个老厂房改造的排练室。很大，空荡荡的，墙上有涂鸦，地上有烟头。他说，以前乐队就在这里排练。现在没人了，但偶尔还来，一个人，对着空气弹。

他让我坐在角落里，自己走到中间，插上音箱，背好吉他。他说，给你弹一首，就一首，弹完就走。

他弹的是Jimi Hendrix的《Little Wing》。那首歌我听过，原版是电吉他，很炫，很多效果，很多技巧。但他弹得不一样。他把速度放慢了，把那些花哨的东西去掉，只剩旋律，只剩和弦，只剩那些最简单的音符。那些音符从音箱里出来，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，一层一层的，像水波。

他闭着眼，身体微微晃着，手指在琴颈上慢慢移动。那个空间很大，很空，但他的声音把整个空间填满了。不是用音量填的，是用那些音符之间的空隙填的。

弹完，他睁开眼，说，走吧。

我说，不歇会儿？

他说，不歇了。最好的时候已经过了，再弹就不对了。

我懂那种感觉。就像拍照，最好的光就那么几分钟，过去了就过去了。你等明天，明天的光又不一样。

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杨浦的夜和徐家汇不一样，没那么亮，没那么闹，但有自己的光。那些老厂房，那些新小区，那些还没拆完的老街，混在一起，像一首没写完的歌。

赵东说，你知道吗，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像这个厂房。以前热闹过，现在空了。但还在，还能用。

我说，你比厂房强。厂房不会弹吉他。

他笑了，说，你这个人。

六

那年夏天，赵东教我用吉他弹了一首曲子。

不是完整的，就几个和弦。他说，你试试。我说，我不会。他说，你不用会，你就按着，我教你。他把我的手放在琴颈上，按着一个C和弦，说，按住了。然后他帮我扫了一下弦。那声音出来了，有点闷，按得不够实，但确实是那个音。

他说，听，这是你弹的。

我说，是你弹的，我按着而已。

他说，按着就是弹。音乐就是这样，你按住了，它就会响。谁按的都一样。

后来我偶尔去他店里，他就教我几个和弦。我学得慢，手指不灵活，按不住，按住了又换不过来。他不急，一遍一遍教。他说，你写代码那么复杂的东西都能学会，这几个和弦学不会？我说，写代码不用手指头。他说，也是。

但我还是学会了一个C和弦，一个G和弦，一个Am。那三个和弦，能弹很多歌。他给我写了一张纸，上面是《恰似你的温柔》的和弦走向。他说，你回去练，练会了，自己弹给自己听。

那天晚上回去，我坐在胆机前面，抱着吉他，试着弹那三个和弦。手指疼，按不住，换和弦的时候断断续续的。但那些声音出来了，从琴弦上出来的，不是从唱片里出来的。不一样。那些声音是自己的，不完美，有杂音，有停顿，但活生生的。

弹到后来，手指不疼了，不是不疼，是习惯了。那三个和弦慢慢能接上了，C到G，G到Am，Am到C。很慢，但接上了。

我放下吉他，看着那台胆机。电子管亮着，橙黄色的光。忽然想，来上海这么多年，从一个人到一个人，从七平米到一室一厅，从写代码到带团队，从晶体管到电子管。现在又多了一样东西，一把吉他，三个和弦。

那些和弦，像那些年。C是钦州南路，G是九星路，Am是徐家汇。换过来，换过去，慢慢接上了。

七

那年秋天，赵东跟我说，他可能要走了。

不是回老家，是去杭州。有个朋友开了个音乐工作室，让他过去帮忙，做制作人。他说，钱不多，但能做音乐，不用修琴，不用教学生，就做音乐。

我说，那你去啊。

他说，九星路这店，关了可惜。

我说，店关了可以再开。机会没了就没了。

他看着我，说，你这个人，从来不留人。

我说，留你你就不走了？

他想了想，说，留我我也不走，但你不留我，我走得不踏实。

我说，那你别走。

他笑了，说，你说了。

我说，我说了。

但他还是走了。不是那年，是又过了一年。走之前，他请我喝酒，还是那家烧烤店，还是那个位置。他说，杭州不远，想回来就回来了。我说，对。他说，你那几个和弦练得怎么样了？我说，还是那三个。他说，够了，三个和弦能弹很多歌。我说，我知道。

那天晚上，他送了我一把吉他。不是店里最贵的，是他自己用的那把，跟他好几年了。他说，你留着，想我的时候弹一下。我说，我不会弹，只会三个和弦。他说，够了。三个和弦，能弹《九星路》。

我说，你那个《九星路》，三个和弦弹不了。

他说，改天我改成三个和弦的，专门给你写一个。

我说，好。

他走的那天，我送他到火车站。进站的时候，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，你那台胆机，还好吗？我说，好，天天听。他说，那就好。然后他走了，消失在人群里。

和很多人一样。和父亲一样，和Alan一样。

但我没站在原地看。我转身，往回走。

骑车回九星路，经过漕宝路，经过顾戴路，经过那些走了无数遍的街。路灯亮着，香樟树在风里晃，那些叶子沙沙响。

上楼，开门，进屋。那台胆机亮着，橙黄色的光，暖暖的。我放下那把吉他，靠在桌子旁边。

后来赵东给我发过消息。说杭州的工作室不错，做了几首曲子，有一首被一个电影用了。说那边的房子比上海便宜，租了个大的，能放很多琴。说他有时候会弹《九星路》，改了新的版本，下次弹给我听。

我说好。

那把吉他，我一直留着。偶尔拿起来，弹那三个和弦。C到G，G到Am，Am到C。很慢，但接上了。

那些和弦，像那些年。像那些人。

换过来，换过去。

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