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玛鲁的鼓声中，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孤独

我第一次知道贝西·黑德这个名字，是在一本非洲文学的选集里。

那本书很旧，纸页发黄，是在一个二手书摊上买的。五块钱，摊主说，这书没人要，你拿走。我翻了翻，看到一篇小说的开头，写的是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女孩，是个孤儿，被一个遥远的村庄请去做老师。

“她是混血儿，”那篇小说里写道，“她的皮肤是浅棕色的，像雨后泥土的颜色。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，让那些看着她的村民们不安。他们说不清那是什么，只知道那是他们不熟悉的、不属于这个地方的东西。”

我站在书摊前，读完了那一页。然后我把书买下来，带回家。

那是我第一次遇见贝西·黑德。

后来我才知道她的故事。

贝西·黑德，1937年出生在南非的彼得马里茨堡。她的母亲是个白人，父亲是个黑人——在那个年代，这是一个不能被说出的秘密。她的父母没有结婚的权利，甚至没有相爱的权利。母亲怀孕后被送进精神病院，在那里生下了她。贝西一出生，就被送走了。

她是在 foster care 里长大的，后来又去了一个教会孤儿院。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，母亲在她六岁时死在了那所精神病院里。她被告知，母亲是个疯子，是个不名誉的女人，是个不能被提起的人。

她学会了做一个好学生。1957年，她拿到教师资格，在德班的一所小学教书。后来她去《鼓》杂志做记者——那是当时南非最著名的黑人文摘，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切愤怒和希望。她加入了泛非主义者大会，和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们站在一起。

1961年，她嫁给了一个叫哈罗德·黑德的男人。有人后来猜测，这段短暂的婚姻，成了她小说《玛鲁》的某种源头。

1964年，她离开南非，拿着一个不许再回来的出境许可，去了邻国博茨瓦纳。那年她二十七岁。之后十五年，她是一个没有国籍的难民，在博茨瓦纳的一个小村庄里，独自生活，独自写作，独自消化那些说不出口的、关于身世、关于孤独、关于“我到底是谁”的问题。

1986年，她死在塞罗韦，四十九岁。

她一生写了四部长篇小说，几部短篇集，还有一些历史记录。她的名字在南非之外很少有人知道。有人说她是非洲文学中被忽视的珍宝。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够准确。

她不是被忽视的珍宝。她是那种你无意中在书摊上发现、然后一辈子忘不掉的人。

《玛鲁》是她的第二部小说。

故事发生在博茨瓦纳一个叫迪莱佩的村庄。玛格丽特，一个混血女孩，被请来当老师。村民们看着她浅棕色的皮肤，看着她不属于任何部落的长相，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她。有人好奇，有人排斥，有人小心翼翼地观察，有人悄悄地在背后说闲话。

玛格丽特自己呢？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个世界。她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，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她习惯了一个人，习惯了不被人看见，习惯了把所有的情绪压在心里，压成一块沉沉的石头。

然后，故事里出现了两个男人。

一个是酋长玛鲁。他爱上了玛格丽特，决心娶她。另一个是他的弟弟莫洛费，同样爱着她，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式。

但《玛鲁》不是一部爱情小说。或者说，不只是。

学术研究里说，这部小说探讨的是“黑人内部的偏见”——那些部落之间的隔阂，那些肤色深浅造成的区分，那些被殖民者留下的、刻进血液里的等级观念。玛格丽特面对的，不是白人的歧视，而是黑人对“不够黑”的人的排斥。她的混血身份，让她成了两边都不收留的人。

这一点，大概只有贝西·黑德自己最能体会。她的母亲是白人，父亲是黑人，她在南非被当成“有色人种”，在博茨瓦纳是“来自南非的难民”。她一辈子都在找那个“属于”的地方，一辈子都没找到。

小说里有一个细节，我一直忘不掉。

玛格丽特刚到村庄的时候，村民们来看她。他们站在远处，不说话，只是看。玛格丽特感觉到那些目光，像什么东西压在身上。她低下头，假装在整理东西。她的手在抖。但她没有抬头。

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想起自己刚到北京的那些年。出租屋里，半夜睡不着，窗外的灯一盏一盏灭掉，只剩下远处立交桥上偶尔驶过的车声。那时候我也常常觉得，那些目光压在身上，像一层看不见的膜，把你和别人隔开。你不知道该怎么打破它。你只能低头，假装在忙，等它自己散去。

小说的结尾，玛鲁娶了玛格丽特。

有人说这是一个童话式的结局——王子娶了灰姑娘，偏见被爱情打败，部落学会了接纳。可我读的时候，总觉得那个结尾不是喜悦的，是沉重的。

玛格丽特终于被接纳了，可她真的属于这里了吗？她真的知道自己是谁了吗？那个在孤儿院长大的、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女孩，真的因为一个男人的爱，就不再孤独了吗？

我不知道。

贝西·黑德大概也不知道。

她自己终身都在寻找答案。她在博茨瓦纳的村庄里教书、写作、种菜，像一个普通的村民那样活着。可她始终是那个“从南非来的人”。直到1979年，她终于获得博茨瓦纳国籍，结束了十五年的难民身份。那一年，她已经四十二岁。

十五年的无国籍状态，是什么滋味？

我试着想象——每天醒来，不知道自己明天还能不能留在这里。每次出门，不知道会不会被盘问。每一次和别人说话，都要在心里掂量，哪些该说，哪些不该说。时间长了，那种不确定感会渗进骨头里，变成一种习惯性的警觉，一种随时准备离开的姿势。

她的小说里，那些人物都有这样的姿势。玛格丽特有，玛鲁有，莫洛费也有。他们站在原地，却随时准备离开。

有人说贝西·黑德的作品太悲伤了，太沉重了，太纠结于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。

我想说，那是因为她活着的时候，这些问题真的解决不了。种族隔离不会因为她写了一本小说就消失。她母亲的死不会因为她写了一篇好文章就变得可以解释。她自己的孤独不会因为她被一个村庄接纳就不再是孤独。

她做的，只是把这些事情写下来。写下来，就是不让它们被忘记。

她写过一本叫《塞罗韦：雨风之村》的书，记录了博茨瓦纳那个小村庄的历史。那是她最后生活的地方。她采访村里的老人，收集口述历史，把那些快要消失的故事一点点记下来。那些故事里，有殖民者的到来，有部落的迁徙，有旱季的等待，有雨季的欢欣。她把自己放得很低，低到几乎看不见。可你读的时候，能感觉到她——那个坐在老人对面、安静地听、认真地记的女人。她没有家，所以她要把别人的家写下来。她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所以她要把别人的来处记清楚。

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把《玛鲁》又翻出来读了一遍。

译本不是很好，有些句子生硬得让人出戏。可那些属于贝西·黑德的东西，还是穿透了翻译，直直地打在我身上。

玛格丽特站在教室里，面对那些孩子们的眼睛。那些眼睛里有好奇，有不解，也有一点点她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。她开始讲课，讲的是那些她早已烂熟于心的东西。她的声音平稳，表情平静，手也不再抖了。可她的心里，有一面鼓，一直在敲。敲的是那个她不敢问的问题：

“我在这里，真的可以吗？”

我合上书，看着封面上的那个名字——Bessie Head。

1937-1986。四十九年。

她只活了四十九年。写了四部小说，一些短篇，一些记录。她生前没有获得什么大奖，没有成为世界级的名人。她只是在一个叫塞罗韦的村庄里，安静地写，安静地活，安静地死去。

可她的书还在。

那个混血女孩玛格丽特还在。那个敢娶她的酋长玛鲁还在。那些在远处看着、悄悄议论的村民还在。那面鼓还在敲。

敲了一辈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