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往事：第三章《钦州南路》

从部队出来，我先回了福安。

那是必须走的程序。转业安置，档案移交，人事关系，一样一样办下来，花了小半年。母亲在电话里说，回来也好，在家歇歇，别急着往外跑。我说好。但心里知道，歇不住。

福安那座小城，我太熟悉了。每一条街，每一个路口，每一家店的招牌换了没有，我闭着眼都知道。白天去办事，骑着自行车在城里转，从城南到城北，用不了二十分钟。晚上回家吃饭，母亲做了我爱吃的，吃完坐在客厅看电视，新闻联播，天气预报，然后是一部电视剧。看到九点多，我说，早点睡吧。母亲说，嗯。然后我回自己房间，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的虫鸣，睡不着。

不是不想睡。是觉得太安静了。部队四年，习惯了每天有声音的日子，起床号，口令声，脚步声，柴油机的轰鸣。忽然安静下来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
第二年开春，事情办完了。那天晚上吃饭，我跟母亲说，我想去上海。

她愣了一下，筷子停在半空中。

“去上海做什么？”

“找工作。那边机会多。”

她没说话，低头吃饭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去多久？”

我说：“不知道。先去看看。”

她点点头，没再问。

后来我才明白，她不是不想问，是怕问了，我就不走了。又怕不问，我心里不踏实。当妈的，最难的就是这个。

走的那天，她送我到汽车站。福安到上海，长途大巴，要坐十几个小时。她站在车窗外，看着我放行李，看着我找座位，看着我坐下。车开了，我回头看她，她还站在那儿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点，消失在人群里。

车上放录像，一部港片，声音开得很大。我靠着窗户，看着窗外的山，一个一个往后退。过了宁德，过了福州，过了莆田，天慢慢黑下来。有人在吃泡面，有人在打呼噜，有人在打电话，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。我闭上眼，睡不着，就那么靠着，晃着，一夜没合眼。

第二天早上，车进上海。

我从没来过上海。从车窗往外看，那些高楼，那些立交桥，那些密密麻麻的房子，像从地里长出来似的，怎么也看不完。车站在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，下车的时候，脚踩在地上，软软的，好像还在晃。

我站在那儿，背着行李袋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忽然不知道往哪走。

后来有人告诉我，去徐家汇，那边电脑公司多。我就去了。坐公交，转公交，一路问过去。到了徐家汇，站在天桥下面，抬头看那几栋高楼，心想，这就是上海了。

第一份工作，在一家电脑网络公司。老板是浙江人，三十出头，戴金丝眼镜，说话快得像开机关枪。他看了我的简历，问了几句部队的事，然后说，可以，来试试。

工资两千，试用期八折，到手一千六。

接下来是找房子。公司一个同事帮我介绍的，说钦州南路那边有合租的，便宜。我坐车过去，找到那栋楼，六层的老公房，外墙斑驳，楼梯间贴满小广告。三楼，两室一厅，住了三个人。最小的那间空着，七平米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折叠衣柜。窗户朝北，晒不到太阳。

房东说，七百，押一付一。

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钱，点点头。

就这样住下了。

钦州南路。上海师大附近。那条路不长，两边种着梧桐树，春天刚发芽，嫩绿的叶子在风里晃。楼下有个早点摊，老板娘是苏北人，嗓门大，手脚快。第一次去，她问我吃什么，我说豆浆油条。她说，好嘞，坐。后来每次去，她都不用问，直接端上来。有时候人多，她忙不过来，远远喊一声：等一下啊，马上来。我点点头，坐着等，看那些学生骑着自行车过去，铃铛叮叮当当响。

从钦州南路到漕宝路地铁站，走路十五分钟。穿过一条弄堂，经过一个菜市场，再走一段梧桐树。菜市场门口有个卖盗版碟的，纸壳子铺地上，上面摆满CD。我每次经过都要看一眼，有时候蹲下来翻一翻。他认得我，说，又来啦？我说，看看。他说，有新到的，进口的，要不要？我说，多少钱？他说，十块三张。我说，太贵了。他说，那给你挑两张好的，十块。我笑笑，站起来，走了。其实想买，但钱要省着花。

地铁站口总是挤满了人。卖报纸的，卖茶叶蛋的，发传单的，还有拉客的黑车司机。我买一张交通卡，充五十块钱，能用很久。进站，刷卡，下楼梯，站在站台上等。一号线那时候还旧，车厢嘎吱嘎吱响，没有空调，但我不在乎。站在车厢里，看着窗外黑漆漆的隧道，偶尔闪过一段广告牌，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——

我在上海。我在去上班的路上。

从漕宝路到徐家汇，三站路。每次报站，我都竖起耳朵听：漕宝路到了，上海南站到了，锦江乐园到了——然后是徐家汇。徐家汇是大站，下车的人多，上车的人也多了。我被人流裹着挤出车门，随着人群往出口走。出了站，抬头就是那几栋高楼，太平洋百货，东方商厦，港汇广场。那时候港汇刚开业不久，巨大的弧形门廊很气派，我每天从它下面走过，从来没有进去过。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那些亮着灯的橱窗，那些进进出出的人，好像和我隔着什么。

公司在那栋老写字楼的七层。电梯慢，要等很久，有时候我就爬楼梯。七层，刚好是让身体热起来的距离。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同事已经到了几个，在泡茶，在开机，在聊昨晚的球赛。电脑是CRT显示器，笨重，开机要等一分钟，风扇嗡嗡响。我们用的还是Windows 98，经常蓝屏，死机了也不着急，重启就是。

我的工位靠窗，能看见下面漕溪北路的车流。刚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看别人敲键盘，噼里啪啦，自己坐在那儿，手心出汗。带我的师傅姓周，比我大几岁，上海本地人，说话直接，但人不错。他教我怎么装系统，怎么配网线，怎么调试路由器。那些东西我从来没接触过，学得慢，但他不嫌烦，一遍一遍讲，直到我记住。

有一次，我们要去客户那儿布线。客户在郊区，坐公交要两个小时。周师傅带着我，扛着工具包，一路颠过去。到了地方，是一间小工厂，办公室刚装修完，墙上还没刷漆，地上都是灰。我们蹲在地上，一米一米地放线，一个一个地打模块。干到下午，肚子饿了，周师傅出去买了两个盒饭，我们坐在楼梯上吃。楼梯间没灯，光从门缝里漏进来，一道一道的。他扒着饭，忽然问我：

“从部队出来的？”

我说：“是。”

“怎么想到来上海？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在老家待不住。”

他笑了，嘴里还嚼着饭：“待不住？我是在上海待腻了，想去外地看看。”

我也笑：“那换换？”

他说：“换不了。你有你的路，我有我的路。”

那天干到晚上八点才收工。坐公交回市区，我靠着窗户睡着了，头一晃一晃，撞在玻璃上，醒了，换个姿势，又睡过去。到了徐家汇，周师傅拍拍我：“到了，下车。”我迷迷糊糊睁开眼，看见窗外霓虹灯亮着，人来人往。下了车，站在路边，风吹过来，凉凉的。我忽然想，这条路，还要走多久？

不知道。但走一步是一步。

回到钦州南路，已经快十点。弄堂里黑漆漆的，只有几盏路灯亮着。我走到楼下，抬头看，我那间屋的窗户黑着。上楼，开门，进屋，开灯。

房间里还是老样子。床，桌子，衣柜。桌子上放着那台CD机，是我来上海后买的，二手货，一百五十块。我从包里翻出一张唱片，塞进去，按下播放键。音乐响起来，是爵士，萨克斯在吹，懒懒的，软软的，像有人在耳边轻轻说话。

我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。窗外有车经过，声音远远的。隔壁传来电视的声音，听不清在放什么。楼下有人说话，脚步声，然后门关上了。

这就是我的夜晚。

来上海之前，我想过很多次，一个人的日子会是什么样。真正过上了，才知道，不是什么浪漫的事。就是累，累完了，一个人躺着，听音乐，发呆，然后第二天继续。但奇怪的是，我不觉得苦。也许是部队待过，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苦。这点累，不算什么。

周末的时候，我会在钦州南路附近走走。上海师大那边有很多小店，卖吃的，卖书，卖衣服。有一家面馆，老板是四川人，做的担担面很香，五块钱一碗，我每周都去吃。吃完就在校园里转一转，看那些大学生走来走去，背着书包，抱着书，说说笑笑。我和他们差不多年纪，但好像隔着一层什么。他们还在念书，我已经在打工了。他们还有几年可以挥霍，我已经开始计算每个月的开销。

但我不羡慕。真的不羡慕。那是我自己的路，自己选的。从福安到上海，从部队到地方，每一步都是我自己走的。累是累，但心里踏实。

有一天下班，出了地铁站，天已经黑了。我往钦州南路走，经过那个菜市场，收摊了，地上湿漉漉的，有烂菜叶和塑料袋。梧桐树在路灯下投下斑驳的影子，一片一片，随风晃动。走着走着，忽然听见有人拉二胡，声音从弄堂里传出来，拉的是《二泉映月》，凄凄切切的，在夜色里飘。我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，没看见人，只有声音，从黑漆漆的弄堂深处传出来。

那一刻，眼眶忽然热了一下。

不是难过。也不是想家。就是那种，一个人在陌生城市，走着走着，忽然听见一段熟悉的旋律，心里某根弦被拨动了。那个拉二胡的人，也许和我一样，是从外地来的，在这座城市里，用一把二胡，拉自己的心事。我听不懂他的故事，但那一刻，我们好像隔空认识了。

我站了一会儿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
回到住的地方，推开门，屋里黑着灯。室友还没回来。我打开自己那间屋的门，开灯，坐下。拿起一张唱片，塞进去，按下播放键。还是爵士，还是萨克斯。我躺在床上，闭上眼，音乐在耳边流淌。

窗外的城市，灯火通明。无数的窗户亮着，无数的故事在上演。我只是其中的一个，住七平米的房间，拿两千块的工资，每天挤一号线。但我在这里。我自己选的。

这就够了。

那张唱片放完，自动停了。房间里安静下来，只有远处隐约的车声。

我睁开眼，看着窗外那一片被对面楼挡住的天空。看不见星星，只有路灯的光，把夜空映成暗红色。

明天还要早起。还要挤地铁。还要去客户那儿布线。还要蹲在楼梯上吃盒饭。

没什么。

我在上海。我还在往前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