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下班，我在徐家汇站等车。

晚高峰还没完全过去，站台上站满了人。我站在靠边的位置，靠着柱子，耳机里放着Bill Evans的钢琴。那对自制的音箱在家里，出门就换成随身听，索尼的，二手货，线控坏了，音量调起来滋滋响，但声音还行。

车来了。人挤上去，我最后一个，贴着门站着。

门关上，车开动。窗外的隧道壁飞快地往后掠，那些灯，那些管道，那些看不清的线路，一条一条，连成线，又断开。耳机里的钢琴在弹《Waltz for Debby》，那种懒懒的，软软的，像有人在梦里轻轻说话。

我想起刚到上海那年。

第一次坐一号线，是去徐家汇面试。从漕宝路上去，三站路，攥着简历，手心出汗。那时候不知道这条线会陪我这么久。不知道那些站名会变成生活的一部分——漕宝路，上海南站，锦江乐园，然后徐家汇。每天重复，每天一样，每天又不一样。

后来换了工作，还是在徐家汇，还是一号线。只是从漕宝路变成了钦州南路。多了一站，上海南站。每天早上，从上海南站上去，到徐家汇下。三站变成两站，快了五分钟。但那五分钟，好像也没什么区别。

只是习惯了。习惯站在第二节车厢的门边，习惯看那个卖报的老头在漕宝路站上车，习惯听那个拉二胡的人在通道里拉《二泉映月》。习惯那些面孔，那些脚步，那些每天重复的、一模一样的生活。

但又不一样。

有一天下班，车过漕宝路，上来一个女孩。背着琴，大提琴，那种大黑盒子，很重，她扛着很吃力。车厢里人不多，她找了个角落，把琴靠着，自己站在旁边，护着。我看了她一眼，她也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

后来经常遇见她。

总是那个时间，总是那节车厢，总是背着那把大提琴。有时候她在看书，有时候在看窗外，有时候闭着眼，耳机塞着，不知道在听什么。有一次，她旁边有个空座，她没坐，让琴坐着。自己站着，护着，像护着一个人。

我想问她，学琴多久了。没问过。

后来她不见了。也许换了时间，也许换了线路，也许不学了。不知道。

但那节车厢，那个位置，每次经过，都会想起她。

耳机里的钢琴换成萨克斯。Chet Baker，吹得轻轻的，像叹气。

车到上海南站，门开，下去一些人，上来一些人。我往里挪了挪，让出门口。一个老太太挤上来，拎着菜，塑料袋里露出几根葱。她站在我旁边，扶着我旁边的杆子，手背上是老年斑，皱皱的，像树皮。

我想起外婆。她也这样拎着菜，也是这样皱皱的手。

车开动。老太太看着窗外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也看着窗外，隧道，灯，管道，还有我们自己映在玻璃上的影子。影子和隧道重叠在一起，像两个世界叠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真的。

上海南站过去，下一站，漕宝路。

漕宝路站是我最熟的站。住了那么多年，每天从这里进，从这里出。站口的报亭老板认得我，每次经过都点头。卖茶叶蛋的老太也认得我，有时候不用我说，她就知道我要几个。后来她不见了，换成个年轻人，卖烤肠，生意不如她好。

站台上有条裂缝，我闭着眼都知道在哪。每次等车，都站在同一个位置，靠柱子，左边第三个瓷砖，那块瓷砖比别的白一点，大概是后来换过的。我站在那儿，看车来，看车走，看人来，看人走。

有一年除夕，也是在漕宝路站等车。那天人少，整个站台空荡荡的，只有几个人。车来的时候，车厢也空，我一个人坐一排，看着窗外那些黑漆漆的隧道，忽然想，这一年，就这样过去了。

耳机里Bill Evans还在弹。那张唱片是去年在虬江路淘的，品相一般，但声音还行。那对音箱也还在用，越来越顺耳。有时候晚上回来，放上唱片，躺在床上，听那些音符在房间里飘。窗外的车声，远处的人声，混在一起，像另一种音乐。

车到徐家汇，我下来。

换乘的人流往出口涌，我跟着走。通道里有人在唱歌，抱着吉他，唱民谣，声音哑哑的，唱的什么听不清。前面有个女孩在跑，高跟鞋嗒嗒嗒嗒，跑几步，停一下，看手机，又跑。有情侣手拉手慢慢走，女孩在笑，男孩在看手机。有小孩骑在爸爸肩上，手里举着个气球，红色的，一晃一晃。

我拐进那条通往港汇的通道。通道很长，两边是广告灯箱，亮的，白的，照着来来往往的人。走完通道，上电梯，出地面，就是港汇那巨大的门廊。

那门廊，我看了好几年。从外面看，从里面看，从二十一楼往下看。看了那么久，还是觉得它陌生。像那种你认识但不熟悉的人，知道名字，知道长相，但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
那天晚上有个饭局。部门聚餐，在美罗城上面。到的时候已经迟了，他们已经开始喝了。我坐下，倒酒，碰杯，吃菜。聊项目，聊客户，聊谁谁谁要走了，谁谁谁要来了。我听着，偶尔插一句。

喝到一半，有人问，你住哪儿？

我说，钦州南路。

他说，那每天坐一号线？

我说，嗯。

他说，我也坐一号线，但往反方向，去莘庄。

我说，莘庄现在人也多了。

他说，是啊，以前都是田，现在全是楼。

我想起那天看到的新闻。说一号线刚开通的时候，到莘庄那边全是农田，还有养猪场。司机开着车，能听见猪叫。现在那些猪没了，田也没了，全是楼，全是人。

时间过得真快。

饭局结束，已经快十点。我一个人走回去，从美罗城下到地铁通道。通道里人少了，安静了，只有那几个流浪歌手还在唱。还是那个哑哑的声音，还是那首听不清的歌。

我在他面前站了一会儿，掏出零钱，放进他面前的琴盒里。他点点头，继续唱。

走完通道，上电梯，出地面，往地铁站走。

徐家汇站的夜，和白天不一样。人少，安静，只有几个等车的人，散在各处，不说话。广播在报下一班车的时间，声音在空旷的站台里回荡，嗡嗡的。

车来了，人上去，门关上。车厢里也空，几个人，各坐各的，各看各的手机，各听各的音乐。我坐在靠门的位置，还是那节车厢，还是那个方向。

窗外的隧道，还是那样，灯，管道，黑漆漆的墙。只是快，飞快地往后掠。耳机里换了一张唱片，Miles Davis，小号，冷冷的，脆脆的，像金属落在玻璃上。

我想起刚来上海那年，第一次坐一号线。那时候车厢旧，空调不行，夏天热得透不过气，冬天冷得跺脚。但那会儿不觉得苦。那时候觉得，这就是上海，这就是我要的生活。

现在车厢新了，有空调，有移动电视，有到站显示屏。但那些人，那些事，那些日子，都不在了。

车到上海南站，我下来。

出站，走那条走了无数遍的路。菜市场早就关门了，梧桐树叶子掉光了，路灯还是那几盏，昏黄昏黄的，照着空荡荡的街。那家卖盗版碟的摊子早就不在了。那个拉二胡的人也不在了。隔壁的阿姨也不在了，听说是回老家了。

上楼，开门，进屋。

那对音箱还在，那台黑胶唱机还在，那些唱片还在。我放下包，打开唱机，放上一张唱片。Bill Evans，还是那张《Waltz for Debby》。针落下去，嘶嘶的声音响起来，然后钢琴进来，轻轻的，软软的。

我靠在床头，闭上眼。

窗外有车经过，声音远远的，忽近忽远。隔壁没有声音，新来的邻居不吵，也不说话。远处有地铁的声音，闷闷的，从地底下传上来。

一号线还在开。还在运那些下班的人，回家的人，赶路的人。从莘庄到富锦路，从富锦路到莘庄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。

梦里我还在等车。漕宝路站，那个裂缝还在，那块白一点的瓷砖还在。站台上很多人，认识的，不认识的，挤在一起。车来了，门开了，人涌上去。我也上去，挤在中间，贴着门站着。窗外的隧道还是那样，黑漆漆的，灯一闪一闪。

车到徐家汇，我下来。

出站，上楼，走进那栋老写字楼，电梯慢，我等了很久。到了七层，推开门，办公室里没有人，只有那些电脑，那些CRT显示器，嗡嗡地响着。我的工位还在窗边，还能看见下面漕溪北路的车流。

我坐下来，打开电脑。屏幕亮起来，还是Windows 98，还是那个桌面，还是那几行没写完的代码。我敲了几个字，编译，报错，再改，再编译，再报错。

窗外有人说话，是周师傅的声音。他说，怎么样？还行吧？我说，还行。他说，快了快了。我说，嗯。

然后醒了。

窗帘透进来一点光，天快亮了。那台黑胶唱机早停了，唱针抬着，悬在那儿。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远处隐隐约约的车声。

我躺在那儿，看着天花板。那些画面还在脑子里转——漕宝路的裂缝，徐家汇的通道，港汇的门廊，还有那个背着大提琴的女孩。

不知道她现在在哪。

那年冬天，一号线延伸到共富新村。

新闻里说的，我没去看。但后来有一次，坐一号线往北，过了上海火车站，过了中山北路，过了延长路，过了那些我没去过的站，一直坐到终点。出站的时候，外面是陌生的街道，陌生的房子，陌生的风。

我站在那儿，忽然想，这还是一号线吗？还是那条我坐了无数遍的一号线吗？

当然是。只是变长了，变远了，变到我没去过的地方。

就像我自己。也变了。从刚到上海的那个退伍兵，变成外企的工程师。从住七平米朝北小屋的穷小子，变成租得起朝南房间的白领。从一个人吃饭、一个人听音乐、一个人挤地铁，变成——还是一个人。

但那个人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人了。

往回坐的时候，车过人民广场，上来很多人。挤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年轻人，背着电脑包，拿着手机，耳机塞着，不知道在听什么。他看着窗外，眼神有点空。和我当年一样。

我忽然想，他是不是也刚到上海？是不是也住在钦州南路那样的地方？是不是也在想，这条路，还要走多久？

不知道。

车到上海南站，我下来。他继续往南，去莘庄，或者更远。

我们不会再见。